這場逆權運動，香港前線學生的進步速度驚人，做出很多連大人都未必想到，或想到也未必敢做的事。然而，大人們雖未能陪他們一起衝在最前，但至少可以做到不劃清界線，在背後默默為他們伸出援手。
在跨國公司任職的Ashley(化名)，幾乎每個月都要到外地出差，工作雖然忙，但仍然很關心逆權運動的事態發展。眼見警方濫權、濫捕、濫打越來越嚴重，每當有民眾活動，不論是否合法，警方到最後總會以武力驅趕，亂擲催淚彈，「你看前線全都是十幾廿歲的年輕人，他們最初只是戴些沒太大效用的口罩，例如N95或普通感冒用口罩，如果你有參加過，就會發覺完全遮不住。我自己都做過急救站，試過近距離吸到催淚煙，足足咳了一個星期。就像學小提琴般，你的琴都會越買越貴，口罩也一樣，我們身為大人，有資源時，是否應該做些事幫年輕人提升裝備，讓他們沒有那麼容易受傷呢？」
對十幾廿歲的年輕人來說，幾百元不是小數目，很多時候買完裝備後就要捱餓，Ashley和朋友最初有想過捐錢給他們買物資，但都被年輕人拒絕，「前線已經常被指收錢才去抗爭，所以他們很怕任何涉及金錢的事。」就算他們有能力去新填地街買裝備，但有時剛走出店舖就會有便衣查身份證，哪怕只買了一個口罩，都可能會被警察指控懷疑即將參與非法活動，甚至被沒收所有物品，「我們聽到這些都很氣，警察其實沒有權力奪取市民財物。後來想到其實我們這些四十來歲的人拿著物資會比較安全，起碼我們看上去是個師奶、OL、大叔，未必會被查。當然，說不怕一定沒有可能，一樣都會擔心，但你會覺得一定要做，不可以只讓年輕人去做。」
最初買物資的錢，都是由Ashley和朋友自掏腰包，但他們發現五金舖都已經很缺貨，因為人人都買。後來，Ashley在通訊軟件認識到一堆來自不同行業，同樣需要經常到外地出差的人，大家開始商討可以如何為事件出一分力，「想到其實可以利用我們經常出差的優勢，去外地買物資回來，再供應給年輕人，而不是和其他香港人搶貨。我們去過英國、美國、加拿大及澳洲買口罩、眼罩，頭盔就之前有台灣人熱心捐了幾百個，也有人試著幫忙帶回香港，但頭盔很難攜帶，行李箱每次放得不多，我們一群人前後應該都運了不下二十次。」Ashley有朋友早年已移民歐洲，逆權事件本來與他無關，但無意中知道Ashley幫忙組織及搜集物資後，就主動給了她一萬港元（約四萬台幣）去買物資給前線，「那刻很感動，會覺得不可以辜負對方好意，會周圍詢價，盡量省錢，務求買到最多的物資。」
到後來，他們在網上及其他通訊軟件認識到住在外地的香港人，逆權運動同樣令他們很憤怒，Ashley發現他們都自己集資買了些物資放在家，一直想找人帶回港，自此事情就變得簡單了。「我們去到當地不用再開車到處找，他們熟門熟路，早就訂好貨送回家，我們去到當地，就把物資交給我們，由人手像螞蟻搬家般帶回來，但其實每次都不敢攜帶很多，每種十幾二十個就算了。」
逆權運動在六月剛開始之時，活動集中在政總一帶，坊間還有物資站，當時會有義工輪流24小時看守，後來活動遍地開花，延伸至18區，物資站不再，改為物資組義工各自帶回家，Ashley說聽過最誇張的是，有人家中積存了五、六十個頭盔。每當有大型活動，要將物資送到前線，Ashley形容交貨過程像做賊，「我們會用電話太空卡或Telegram聯絡，再找些地方，例如垃圾站交收，就像拍戲交贖金，我放下後，你再去拿，每次做我都會覺得自己很荒謬。有次印象很深刻的，我放下後離開，對方應該知道我在附近，他很大聲向天說謝謝你，聽到他的聲音是很年輕，應該只有十幾歲。其實那些只是眼罩、口罩、頭盔，隨處都買得到，又不是毒品，為什麼要做到這樣？就像過街老鼠，但為了保護自己，也沒有辦法。」
經此一役，Ashley對年輕人的觀感也改變了許多，「以前經常覺得新一代吃不了苦，由幫傭帶大，什麼都不會做。又有很多人說香港女仔是公主，但其實這次前線很多女生，她們很勇猛、體力又好，完全不怕，我都刮目相看。最初有次在物資站，有些退熱貼用完，曬了一整天都霉了，我說丟了它吧，但有個十五、六歲的女生說不可以，她要拿回家再冰了重用，她說因為這些物資是人家送贈，專誠拿來金鐘給他們，不能浪費。這一代年輕人應該很多都是在富裕環境中長大，我真的沒想過一張別人送贈的退熱貼，她都會那麼珍惜。」
對比起年輕人，四十出頭的Ashley自嘲自己已是「廢老」，就算全副裝備去到前線，都跑得不夠年輕人快。她曾在活動期間遇過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叫她萬一有事就先走，不要走在最前面，衝擊的事情留給年輕的去做，「他知我有孩子後更說，不可以退縮，一定要贏，否則就是由再下一代的小朋友去承受。唉，當事情發生了兩個多月已變得這麼差時，不要再說十年後會變成怎樣，到時可能每一公尺就一條智能燈柱，就算戴上口罩都能馬上認出你。」
Ashley又記得6/21曾有年輕人發起不合作運動，包圍警署和稅務大樓，雖然她和朋友都不知道當日是做什麼，但也考慮去做支援。猶豫之際，有個朋友說了一句，令她當頭棒喝，「他說『兒孫自有兒孫福，他叫我們做什麼就做吧。』我又想想，之前有政府高官說年輕人狡猾，玩Telegram和不同的討論區，聽到她這樣說你就會明白，原來有些人真的脫節到這地步。現今世代不一樣了，我覺得我們應該向新一代學習。」
Ashley說，不論政見如何，相信香港人在這兩個月一定過得不愉快，但事情發展至今，她相信一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為何十幾歲的人突然要承受這些呢？會不會是因為我們這些老人太廢、多年來沒什麼建樹，可能多少有關心政治，但充其量只是每年七一去遊行、六四去靜坐，做完覺得夠了，沒有理由去衝擊。這可能就是我們種下的因，正因為沒做過什麼，變成要由現在的年輕人去做。我們這個年齡層的人，最近一定是討論移民與否，但不是走了，事情就完結，就算我和孩子可以逃得過，身邊總有些親友未必有能力走，他們又怎麼辦？唉，我也不會講，做得多少是多少，不知道有沒有用，但都要抗爭下去，不要輕易放棄。」（香港蘋果動新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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