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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三日下午，最新一期《今周刊》雜誌還沒上架，台灣中央銀行已經發出三十三頁的新聞稿，全力「回應」才剛印出來的雜誌。新聞稿還不夠，央行還特地發函給台灣各大公營行庫，以「端正視聽」。
面對民意監督，央行擺出來的姿態，央行厚厚的澄清說明中，對《今周刊》許多質疑卻依然交待不清。
“目前台灣央行的理事會成員都是兼任，真正專任的，只有總裁和副總裁。理事會每一季最後一個星期四才開一次會，這三個月，我們就靠央行經研處寄給理事的資料，了解國內外經濟情勢。我個人認為這些資料有幫助，但如果理事是兼任的話，他平常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我猜也很難仔細看資料。”
這是在央行擔任理事十三年，台大經濟系專任教授吳聰敏在接受《今周刊》專訪時說的話。
“理事會如何開會？央行會先報告過去經濟情勢，資料詳盡；但是報告最後一張投影片，不會在會前資料出現，那張投影片是最關鍵的。最後那一張投影片就是：今天從央行角度來說，建議升息、降息，或維持不變。
假設，今天那張投影片建議降息半碼（○．一二五個百分點），這時總裁就會說：「我們今天的建議，是根據前面這些報告所下的結論，看大家有什麼意見？」
在一個二、三十人開會的場合進行貨幣政策的討論，其實很難。因為是兼任，平常可能不會做任何研究，突然之間要他說出有水準的意見也很難。
如果理事提出不一樣的觀點，討論到最後，通常是主席裁示：「這位理事先生的意見，我們下次會好好考慮一下。」（記者問：下次有考慮嗎？）當然很難。除非列入會議紀錄，否則很難判斷到底有沒有納入。”
這樣的理事會，真的可以產生出好的政策嗎？吳聰敏並不這麼認為。
“現在的制度，討論真的有難度。因為我們理、監事會一起開，整個會場大概有二、三十位，人非常多。央行監事的任務與貨幣政策制定無關，為什麼要一起開？我也不知道。但這樣要創造一個好的貨幣政策的討論，我認為，可行性滿低的。
有一次，我本來想提央行「拉尾盤」（編按：央行在外匯市場尾盤進場作價）這件事沒有意義，還產生企業製作財報的困擾，央行也不曾對外解釋。後來我沒有提出。因為在理事會裡的氛圍就是：即使提出，央行就說「喔，意見不錯。」但也不會改變央行的作法。”
「什麼！連他也不敢出來講？原來大家都這麼怕死？」一名不願具名的大學教授，得知許多經濟學者都不願意接受《今周刊》採訪，驚訝地說，「『那個人』就是比較…那個…我們也很怕……。」這名教授含糊吞吐，像怕洩露了《哈利波特》大魔王佛地魔的名字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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