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表示，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普遍都是認為是國民政府貪汙腐化問題嚴重，這個問題固然重要，但也存在著結構性的因素，包括在長期日本統治下，面臨國民政府後的文化衝突、政治結構、經濟結構與被剝削感嚴重等，在此脈絡下可以理解當初的摩擦點。
薛化元舉出當時兩個例子，其一是1946年的員林事件，法官派法警到當時位在員林的台中縣警察局拘提嫌犯（警官），嫌犯竟調大批員警包圍法警，還開槍造成法警受傷，「這是日本時代時，台灣人無法接受的事情」。
第二例就是王育霖檢察官，薛化元說，王育霖當時帶著搜索票到新竹市辦案，進入市府後卻被公務員搶走搜索票，無法執行公權力，這都代表著當時某種程度的文化摩擦。
薛化元表示，日本時代留下了一批受過教育的知識菁英，但國民黨卻沒有把他們當作資產，而二次大戰後，經濟復甦，台灣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不但沒有，執政當局還不斷的爭取物資，造成台灣人民進一步匱乏。
另外，薛化元也點出，台灣在日本統治時期，就不斷期待高度自治，對日本都是這樣訴求，更何況是號稱來祖國來的國民政府，「至少也會這樣要求」。薛化元說，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脈絡與政治、經濟的結構下，可以理解到，為何單純的查緝私菸事件，會演變成最後的訴求。（政治中心／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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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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