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裡的一棵大樹下，教練們忙著指導國小學童穿上吊帶裝備，用繩索系統攀上樹冠。學童你一言我一句，對新奇的體驗躍躍欲試，氣氛相當熱絡。這是2020年面山面海大會師屏東場的一個教育站點，其他站點還有「迷途自救」、「登山風險」、「外帳介紹」、「繩結教學」，每一個教育站點都可以看到一個忙進忙出的身影，大家都叫她「博崴媽媽」。她是杜麗芳，她的兒子張博崴在2011年發生山難離世，使得她放棄原本收入豐厚的外文教育事業，把所有時間都投入山難救援機制的改善與面山教育的推廣。杜麗芳說：「我覺得我應該要出來，這是博崴教我的功課！」
杜麗芳回憶，張博崴是一個熱愛戶外活動的孩子，包括騎馬、溜冰、游泳，也常出國參加英國、美國的戶外營隊，但是她卻不知道張博崴對登山的熱愛。2011年的2月28日，當時就讀中山醫學大學的張博崴利用連續假日獨攀南投的白姑大山，事前沒有跟家裡講這件事。杜麗芳說，「29號那個晚上，我們接到他的女友打電話說博崴失蹤了，爸爸連夜趕下去，到了現場，可是沒想到一等就是51天。」51天的煎熬之後，等到的卻是晴天霹靂的噩耗，張博崴的遺體被發現，研判在發現遺體一個禮拜前往生，死因是失溫。杜麗芳說，「當場我先生就崩潰，我這一輩子沒有傷過心那麼重，是嚎哭！為什麼沒有辦法把我的孩子帶出來？」
杜麗芳說，「搜救的情形當然有很多的狀況，搜救人員必須要靠原住民帶路，否則他沒有辦法、不知道要怎麼搜，大家都在一個懵懵懂懂的狀態，所以這個搜救的機制當然是缺乏的！」杜麗芳查找各國山難搜救案例，不斷寫出她的建言，跟各個部會去陳情。杜麗芳說：「我必須要做的一件事情，加快它的速度，我決定要打國賠！」當她說要打台灣史上首宗山難國賠時，她的先生張俊卿、女兒張舒涵都反對，但杜麗芳說，「這一場國賠攤在我們社會上的時候，大家才會去了解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這個媽媽這麼樣的嘶吼！這麼樣的無力！」國賠案提出後，杜麗芳飽受各界批評，紛紛說她是trouble maker(製造麻煩者)，影響基層消防人員士氣，花力氣救你卻還要被告？
另一方面，杜麗芳的心中有個疑問越來越大，「當博崴發生山難的時候，我告訴我朋友不要爬山，台灣的山實在很危險！可是在我心中還是很有疑問。」原來當時學校通知杜麗芳領回張博崴的遺物，杜麗芳到了學校宿舍時，看到兒子房間的佈置就像山林營地一樣，床板立成三角形，地板上鋪著睡袋。杜麗芳說，「哇！他迷戀到這種程度，我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兒子那麼愛山？我想找答案，所以我就跟著他的腳步，走進了山林。」
杜麗芳爬的第一座山就是大同大禮太魯閣，從未爬山的她事前做了功課，還請了資深山友帶她進山，結果是鐵腿了兩個禮拜沒辦法走路。杜麗芳說，「我看很多山友是用跳的、用跑的，可是我爬山卻是用兩隻手兩隻腳，真正的爬著走！」後來她去請教山友走山路的方式與呼吸法，足跡開始擴展到錐麓、砂卡礑步道、雪霸，甚至中國雲南的玉龍雪山、南非的Table Mountain。杜麗芳終於了解兒子張博崴的感動，「看到瞭望無際的山，我一直想為什麼它存在？然後我又覺得我好渺小，這麼樣的渺小我竟然能夠生存在這裡，你會有另外一種對生命的珍惜。」
開始了解山林之後，杜麗芳說：「我很shock(震驚)，不是百岳，全台灣有3561座山，甚至我發現全世界只有台灣有這樣的一個山形山勢。可是我們對它卻很陌生，從日本時代經過國民黨政府時代一直到現在，一百多年的封閉，甚至我們的教育也是沒有的。」杜麗芳會這麼說，是因為張博崴在白姑大山迷路時，他循著國外山野求生的指導想順著溪谷走出來卻遭遇不測。因為台灣雨量大、地形落差也極大，走溪谷易有失溫、墜崖風險，國外山野求生的原則在台灣並不適用。杜麗芳說，「博崴最大的問題是對環境的不了解，而沒有這樣子的教育，你翻開課本，很少提到台灣的山、台灣的海，因此我就開始推動面山面海教育。」
杜麗芳說，面山教育就是要認識這個環境，讓你有能力去親近它，當中包含了環境的教育、生命的教育、和技能的教育。「因為它是我們的家，我們要用更虔誠的態度慢慢來了解它，而不是讓你馬上去爬山，你爬百岳你就是很厲害，不是這樣。」2013年開始，杜麗芳帶領專業教官到各級學校去辦山野學習營，「我們有一個師資的團體，自己編教材與課程，然後帶領這些活動。我只是在做理念的說明，專業的技能像朔溪、攀岩、自救、野營、繩索等，都是專業的教官來帶。」面山教育的課程對學生來講很新奇，好像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很多孩子都紛紛要求，「博崴媽媽，你可不可以再來？」2018年開始，擴大舉辦各級學校面山面海大會師，在每個縣市安排一個山區設置學習站點帶領活動，參加的學校與學生不斷增加。杜麗芳說，「從2018年的2500人，到2020年累計參加的師生總人數有8500多位師生。」
由於持續在立院與各個部會奔走推動山難搜救機制的改變，杜麗芳累積了許多聯繫的管道。她說：「早期很多山難發生時，家屬直接打電話給我，說博崴媽媽拜託你來救，因為我的電話是全部公開的，甚至有人會跟家屬說，你找博崴媽媽可能會有救。我會在第一時間通知當地的民間救難隊，然後請我先生開車載我趕到現場會合。」但是當時的搜救指揮所聽到杜麗芳要來，都不太歡迎。杜麗芳說，「他們以前是不讓民間搜救隊進去搜救，然後對我他們是更有戒心，因為我提出國賠，對他們壓力也很大。但是我還是要去溝通，直到他們上級同意讓我們進去搜救，開始慢慢就改善。」
杜麗芳提出的山難國賠案在2015年一審判賠267萬，但在2017年二審逆轉免賠，2018年三審定讞確定敗訴。杜麗芳說，「輸贏對我來講沒有什麼意義，也換回不了博崴的生命。我當時是希望政府重視這個空洞的搜救系統，那這幾年確實改變了很多，消防署也擬定了山域搜救的一個機制，消防人員也開始接受相關的訓練，這也表示這個國賠案的效益是正面的。」
這十年來，杜麗芳投注全部心力想要打造一條平安的路，讓所有上山的人都可以安全回家。她推動緊急醫療救護法修法、推動完成山域嚮導授證管理辦法，引進輕量化的山域救援繩索系統，在通訊方面則推動衛星手機、個人遇險定位器（ＰＬＢ）的開放。杜麗芳說，「可能我的個性也比較急，對每一件事情我都希望做到最好，所以當時就是睡眠每天晚上只有3、4個小時，我的朋友很緊張，就認為說這個是找死啊，因為我的心臟有七根支架。」但她接著說，「我不覺得苦，我也不覺得難過，因為我只覺得我還有很多的事沒有做完。」（康仲誠/屏東、台北報導）
杜麗芳小檔案
姓名：杜麗芳
年齡：1958年生，63歲
現職：山海博崴社會企業負責人、台灣登山教育推廣協會顧問
經歷：
2011 兒子張博崴獨攀南投白姑大山山難過世
2011 提出申請國賠660萬元
2011 不定期出版「博崴登山宣導手冊」，內容有面山教育、救難機制的討論
2011 舉辦第一屆「面山面海教育與安全機制論壇」，至今已舉辦十屆論壇
2011 透過立委田秋堇協助在立法院召開首次公聽會，達成消防署須編列預算強化搜救等11項初步結論。
2013 陸續把之前經營的事業收掉（位於天母的3家外語教育機構與1家國際書店），全力投入法案改變與面山教育
2013 擔任國際揹工組織（ＩＰＰＧ）台灣代表
2013 與PAC攜帶式加壓艙（治療高山症利器）發明人Dr.Jim Duff合作引進加壓艙至台灣
2013 推動完成衛星手機開放民營（舒拉亞衛星系統）
2013 開始設計課程，到各級學校宣導面山教育
2015 國賠案一審台北地院判賠267萬
2015 成功引進輕量化山域救援繩索系統
2017 台東成立全台第一所面山學校、花蓮銅門國小開始面山課程
2017 國賠案二審逆轉判免賠
2018 國賠案三審定讞敗訴確定
2018 推動各級學校面山大會師
2018 推動完成PLB（個人遇險定位器）開放使用
資料來源：《蘋果》採訪整理
讀者回應
莊忠進：大愛！
Marc Tsai：尊敬做很多促進台灣山難救援的舉措，但還是不認同國賠方式，每個爬山的人都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