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律師公會前理事長陳怡成律師是司法圈有名的「修復女王」，身為法務部「修復式司法」第一批培訓的促進者種子教官，陳怡成多年來到處宣導的不是硬梆梆的法律構成要件，而是修復式司法的概念與善意溝通方法，因為她發現「法律解決了訴訟，卻不一定能解決問題。」
個性黑白分明 為父念法考律師
55歲的陳怡成畢業於台大法律系，高中時她的父親跟鄰居發生法律糾紛，對委任律師的表現也不滿意，當時念高一的陳怡成看著爸爸受官司煎熬，幫忙寫了一大堆的陳情信四處投遞，也讓她決定大學選讀台大法律系，畢業後應屆考上律師，執業迄今超過30年。
「剛開始當律師時，我不辦重大刑案，也不接清官難斷的家事案件，因為我是個性黑白分明的人，覺得做壞事就要負起責任，所以除非重大刑案的被告認罪懺悔，否則我很難接受一個人做錯事，還有那麼多理由可以講。」然而進入修復式司法後，她開始學習聆聽別人的生命故事，突然發現事情不是只有黑白對錯，還有很多經歷、挑戰與難關，「如果我是他，我不會做得比他更好。」
國中生起衝突互告 人與人難道只有法律
陳怡成回憶自己踏入修復式司法的緣起，正是在法務部決定引進制度並開始試辦的2010年。
當時，她擔任法律扶助基金會複審委員，審到2個國中生在網路無名小站發生言語衝突的案件，雙方家長都到法扶申請扶助，要求法扶派律師協助他們打刑事與民事官司，這樣加起來就是4個案件。「審查完後我非常痛苦，為何我們會教孩子跟同學發生衝突的時候只看對錯跟法律責任，而沒有同學情誼、沒有人跟人之間的關心？還教他們國家有免費的刀劍隨時可以來借，我們也不得不把刀劍借給他們？人與人之間難道只有法律、只有訴訟可以用嗎？」
受到這個事件的衝擊，陳怡成開始省思法治教育到底應該教些什麼。
「很多法治教育是配合學校的需要，就是講一些法律罪名跟構成要件，但是當我們把法律無限放大時，我們就看不到人」，於是陳怡成結合志同道合的律師開始巡迴校園，以「法律解決問題了嗎？」作為法治教育的主題開講，「法律的目的是解決訴訟，卻不一定能解決問題，因為法律的構成要件、責任跟價值觀都是立委定的，法官看事情的角度也會不同，很多人經過訴訟不管贏或輸，其實都不開心，太多人講法律、講權利義務，看不到人跟人的關心，就會造成這個社會永遠都在鬥爭，沒有機會相互理解，也就不會有合作跟轉機。」
就在那一年的年底，陳怡成經由律師公會推薦到法務部接受修復式司法促進者的培訓，赫然發現修復式司法的理念，竟然跟自己的想法不謀而合。
創造對話平台 說出心中的苦
陳怡成指出，修復式司法是幫訴訟當事人，包括行為人、受害人及各自的家屬搭建一個對話平台，大家坐下來談一談，說出他們因這事件所遭受的心理、生理上的痛苦及創傷，也聽聽彼此的想法，幫助雙方用比較全面的角度瞭解事件本身的過程，也瞭解事件裡面的人，或許雙方因此可以找出一個他們自己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而不是被動的依照國家的法律及審判機制來決定。
陳怡成舉一起醫療糾紛為例，一名醫護人員自己生產時，因剖腹產傷口感染，控告執刀醫師業務過失傷害及求償，歷經兩次調解與私下和解都失敗，最後轉向修復式司法。
一開始與促進者的接觸過程中，產婦把所有醫療紀錄都帶來，要證明對方是錯的，她認為醫師方沒有誠意，對醫院在調解過程不斷派公關來，不斷討價還價談條件表示不滿，「可以預期所有進入修復式司法的案件，第一次會談一定會這樣呈現，因為先前的調解跟訴訟過程關心的就是這些。」
經由促進者與雙方各自會談，同理並肯定當事人的需要後，當事人就慢慢講出她在法庭上沒有說的話。
原來產婦真正要講的是對醫師信任感的破滅，是被原本相信的人背叛，是對生死的恐懼；因為這事情，她開始告訴孩子不要隨便信任別人，自己也改變以往對待別的人方法，這個事件對她的影響不只有事發過程，連她人生的核心價值也都改變了，這些痛苦是法庭上看不到的；而醫師雖然是被告，但經由對話會議也可以看出他很害怕，認為妳明明是我同行，知道醫療人員不會故意傷害病患，為何還這樣對待我？進而表達他避不見面並非不聞不問，而是沒辦法跟對方討價還價，才選擇交給公關及律師處理，沒想到反而造成病患二度傷害，覺得感受不被重視。
不為跟誰和解 要在卡關時走出來
就這樣透過幾次會談，雙方不斷梳理衝突發生的原因與彼此內心感受，最後維持原來調解時醫生提出的條件達成協議，就在促進者整理協議內容時，醫師與產婦不約而同起身互相擁抱，產婦事後還寫信給醫生說沒想到自己為這案子辛苦2年，原來是找錯溝通平台！
陳怡成說，有些人對修復式司法存有誤解，「修復式司法不是為了要跟誰和解，也不是為了要誰原諒誰，而是在事情發生後有人的生命卡關了，我們希望給他們力量，在卡關的時候可以走出來。」
陳怡成表示，修復式司法若能進入對話最後達成協議，會做成書面的具體內容，記載彼此願意為對方做些什麼。
「修復式司法創造出來的協議，很多都不是我們傳統看到的那些。」陳怡成說，曾有一個車禍案件，被害人死後孩子變成孤兒，一個人在東部念大學，肇事者是廢棄物處理者，沒有辦法賠償很多錢，但進入對話之後，被害人知道車禍原因跟肇事者的狀況，瞭解他已經盡最大誠意處理金錢賠償，也受到刑事追訴，就沒有提出更多要求；反而是肇事者對被害人提出請求，希望被害人容許他每個學期到學校探望被害人一次，表達他的支持跟關心。
之前也有一個情殺案，被害人的爸爸對加害人提出的請求，是希望他在監獄內可以完成他的大學學業；另一件情殺案，被害人的母親經過修復後成為犯罪被害人保護的志工，也當修復式司法的陪伴者，她因為生命的失去，瞭解到兩個年輕人在談感情時可能會經歷什麼事情引起爭執、痛苦，所以她也到大專院校跟年輕人談怎樣分手，把她的心路歷程跟年輕人分享，幫助他們自我覺察，她自己的生命也重新開始。
讓彼此生命再連結 不再糾結
陳怡成認為，被害家屬有這樣的轉變，不是訴訟、判決或和解能給的。當事情發生，有些被害家屬會想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自責為何沒有早點發現不對勁，我愛的人經歷了什麼，很懊悔沒能為她做些什麼，所以常看到很多被害家屬希望法院重判，可是除了這些，有更多家屬會想瞭解自己親愛的人經歷過什麼，這些事情往往在法庭上沒機會說，唯有透過修復式司法，可以讓被害人提出疑問，請加害人回答；由於加害人在對話前有做好準備，有感受到被同理，就能坦白回答被害人的提問，告訴被害人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個過程可以幫助被害人走出來，不然她會一直糾結在那些時刻，想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想瞭解最親愛的人當時經歷了什麼，想跟她同在，這個同在基本上就是一種連結。「情殺案的被害人父母能走出來，是因為當他們同在，父母會知道那些過程，某些程度來講是以女兒來不及活出的生命，跟父母後來的生命結合在一起，彷彿讓彼此的生命又有了連結，這些都不是傳統重視罪與罰的司法可以做到的。」(王吟芳／台中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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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12:08(更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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