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為海島國家，擁有豐沛的海洋資源，島內大小湖泊林立，隨著2019年10月22日行政院宣布山林解禁、今年7月行政院長蘇貞昌更提出「向海致敬」，以「原則開放、例外禁止」的精神，朝海洋國家，全力提倡正面的山林、水域運動，但這看在有20多年從事水上活動玩家李元治眼中感到諷刺。他認為，現況恰恰相反，公權力仍是四處插上「嚴禁戲水」的告示牌，這種「原則禁止、例外開放」盲目的管制，讓水上運動玩家處處制肘，他號召玩家力爭水域解嚴，並在各地發起活動，爭取水域解禁。
稱海洋國家卻築海上長城
「台灣喊了十幾年海洋國家，但都淪為口號！」台北市獨木舟協會理事長李元治從事獨木舟水上活動20多年，從10幾年前開始衝撞體制，呼籲「水域解禁」但長期仍無改善，今年以來，他與同好在台北、宜蘭、花蓮、桃園、台中等地陸續舉辦抗爭活動，呼籲政府開放水域。
他表示，公部門捧著「水深危險」的神主牌，剝奪下一代真正養成面山面海的能力，政府以公權力在溪邊、海邊築上一道隱形的長城，讓所有人都被封在島內，失去挑戰大山大海的勇氣。
李元治表示，獨木舟水上運動可說是「靜如處子、動如脫兔」能在湖中慢慢划著槳享受湖光山色，也可以在激流、大浪前挑戰體能極限，享受刺激帶來的快感。況且無動力獨木舟在水上行走要比汽車在路上安全很多，他沒見過那條路上出車禍就此封路，卻屢屢見到海邊、溪邊有溺水意外後，就被插上嚴禁戲水的告示牌。
水上活動風行 禁止戲水區域飆增
李元治說，20多年前沒有明確法令規定，水上玩家隨處可以戲水，近幾年玩家越來越多，被公告禁止戲水的地方反而呈倍數飆漲，若有人未經申請扛著獨木舟下水，公部門便以違反《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規定，開罰1萬5千元至3萬元，比大多數陸上行車收到的罰單要貴得多。
「大老遠開車到這個地方，想下水玩，誰會想到要事先申請？」他認為，政府在水域管理態度過於保守，「活動不夠普及才管，若普及了，跟陸上騎腳踏車一樣，才解禁」。
此外，李元治指出，當前《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的立法精神是負面表列，政府應該深入調查溪流、海域水文狀態，標示出危險地方，未標示的水域理應自由開放。然而現況是地方主管機關卻只開放幾個認為安全的水域，其他地方明令禁止，而禁止的理由僅是依照消防局救溺的統計數字，他諷刺說：「若照此標準，發生過溺水意外的泳池也該被列為危險水域。」
「儼然築起一個隱形的海上長城！」李元治說，過去每年都辦獨木舟環島，但現行法令，就算是從外海划船要上岸也被禁止，民眾根本無法自由親水。他無奈說，台灣喊「海洋國家」多年，中央於去年成立海洋委員會，海洋基本法三讀通過，一切看似往海洋國家邁進，然中央地方不同調，台灣離真正的海洋國家還有很長一段路。
教育取代禁止 推動海洋教育
「用教育取代禁止！」李元治認為，新聞中常見有小孩衝出馬路遭車撞，但應透過教育方式，教導孩子怎麼安全過馬路，而非把孩子關在家裡，要他永遠別出門。他強調，面山面海的教育應從小紮根，讓孩子在學校教育階段就習得進入山林、水域的一技之長，等到有一天他遇上了才能自救，類似的意外案件才能有效降低。
他認為，政府偶爾會辦獨木舟、帆船體驗活動，但零星體驗式的活動效果有限，只是讓民眾嚐鮮並無長期、完整的規劃，政府若能循序漸進提供教學，讓民眾對水上活動有完整的學習，不僅讓民眾對水上活動養成開放的心態，也能增進國民整體面山面海的能力。
「自己安全自己負」，李元治也認為，民眾從事水域活動得有一定素養，若一出事就怪政府、甚至申請國賠，也難怪公部門總以禁止的心態面對水域活動。但他也認為，當前山林已開放，代表政策可轉變而非一成不變，盼希望水域的部分能儘速修正。
開放水域但得兼顧居民與環境生態
「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事情！」長年從事生態保育的宜蘭礁溪龍潭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李志文認為，水域無條件開放但得看水域的用途，並兼顧當地居民生活與生態環境，不能一味的說開放就開放。
李志文認為，礁溪龍潭湖過去長年從事生態研究與保育，每年10月至隔年2月都有大批水鳥與雁鴨來此過冬，數量約有2、3千隻，而每年2月至6月底是圓吻鯝魚迴游時段，，一年當中只剩7至9月影響較小可供開放，近年划船隊申請在湖域練習，這群水鳥已不復見，洄游產卵的鯝魚生態也受到影響。
他也說，龍潭湖域水深，且有三層水溫，若不熟悉當地水性，貿然下水容易抽筋，加上湖域出水量並不多且屬風景區，若開放給民眾自由划船、玩水，除湖域景色及居民生活會受到影響外，水質恐受影響，進而影響到周邊生態。
學者：水域解禁涉權利重分配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暨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戴興盛說，水域解禁問題涉及到水域使用權歸屬問題，傳統上海域使用權被界定給漁民、定置漁網、規劃為商船、航線使用，傳統上台灣的水上娛樂受到限制，較少考慮將水域使用權交給水上娛樂業者。
然隨時代變化，漸多台灣居民或外國人受台灣周邊海域環境吸引，像是花蓮清水斷崖近年發展出許多水上活動，但當前這些水上活動在法令上並無明確規範管理，主要癥結在於水域使用權該給傳統使用者，或是調整出部份，讓與新興的水上活動業者，透過合法的使用權，以建立他們的產業，這是目前政府尚未釐清的問題。
「政府應該順應時代變遷解決問題！」戴興盛指出，過去沒有水上運動業者，沒有近用權問題，然近年水上活動在台灣漸增，且重要性也逐漸增加，更是地方政府發展觀光的一個項目，趨勢既已形成，政府就應嚴肅以對，儘速糾集相關權益關係人，共同商討水域使用權如何重新劃分。
戴興盛指出，重新劃分必引起利益衝突，但若因擔心衝突而停滯不前，讓法令維持在過去，恐使得水上運動產業無法順利發展，對整體社會與全體國民並不好，國人欠缺合法管道可進行水上運動，進而也影響觀光產業發展。
他指出，當前傳統漁業衰退情況嚴重，其水域使用權應適度調整，建議政府該積極面對調整，並考慮國家社會長遠的需求，重新建立使用權利，哪種使用對國家未來有好處，應該就將使用權往該方向傾斜，至於受損的那方，可透過政府補償，或由水上運動業者與傳統使用者協商，可考慮將部分獲利補償現行使用者的損失，在不損及雙方利益下，讓台灣社會在這個議題上，可繼續往前走。
建立使用者付費觀念 創造多贏
戴興盛指出，多年前他曾前往菲律賓某海洋國家公園水上浮潛，正在浮潛時，該國家公園的工作人員便駕船靠近，向浮潛的每個人收取費用，他認為，這是很典型的管理。官方在界定某塊區域的使用權後，無論業者或民眾在使用該水域時，均需使用者付費，而付出一定程度的費用，是為了取得使用權所付的代價，而這些經費可回饋給執行管理的業者或管理官方機構，利用這些經費進行適當管理，才是上軌道的管理作為。
他無奈表示，使用者付費觀念在台灣普遍欠缺，民眾大多認為自然環境屬大家共有，根本不願付出費用。他說，政府應順應社會需求，把相關使用權重新安排、調整，然而這樣的調整，並不代表任何時間可以想玩就玩，畢竟所從事的活動，無論陸上或水上，都極可能會影響周邊特定社群既有的權利，而「任何一個水域與自然環境的背後，其實都存在人類各種的權利義務關係。」
他解釋，某些區域或水域，早有部落、社區或團體進行護溪或環境保育，若欲進入使用，即該付費或依據團體的想法、規定進行，但一般台灣人難以接受這樣的說法，認為自然環境是大家共有，卻從未想過，一般人並沒有真正為保護管理該環境，付出太多努力，民眾在使用這些自然環境時，理應付出相對的代價。
水域解禁與否 政府才是關鍵角色
「政府常以安全為理由進行管制，但這並不是一個很好的理由！」戴興盛認為，政府順應時代變遷，應出面召集各方，尋求解決之道，只有政府有公權力可協調各方，並把協調結果與共識，納入管理法規內，若只是業者間的商議，在未獲政府肯認前，一切都是零，「把共識入法，才可解決問題」。（突發中心王文傑、林泊志／連線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