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案件能否採用警詢筆錄當證據？該案聲請人曾宏逸於2002年性侵1名少女，由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少女因身心受創，可不出庭詰問，曾男認為有違憲疑慮，聲請釋憲。大法官本月初召開釋憲說明會，邀集有關機關與專家學者說明，今做成司法院釋字第789號解釋，大法官認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是為兼顧發現真實及保護被害人，因此「合憲」，但大法官也設下一些限制，包括法院不得將警詢內容作為唯一或主要證據。
該釋憲案聲請人曾男（30歲）犯案時是檳榔攤老闆，2002年他在台北隨機性侵1名國二少女，騎車將少女擄走後，以布袋套頭性侵得逞，事後再回原地丟包。兩年後曾男與一名未成年少女援交，答應付錢卻白嫖，氣得當事人報警抓人，也意外比對出，曾男就是當初隨機性侵少女的兇嫌。
曾男2010年判刑確定後，聲請釋憲，他主張曾與不同伴侶性交，但都是合意，因此不知道是誰告他。由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7條的規定，「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被害人在接受警察詢問的筆錄『得為證據』」。曾男認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例外規定，違反憲法保障的訴訟權及法律程序的詰問權。
至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7條第1款及第2款關於「被害人警詢陳述得為證據之規定」，到底有無牴觸《憲法》保障的公平審判權利？大法官認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是為兼顧發現真實及保護被害人等重要利益，目的正當，因此「合憲」。
但大法官也強調，警詢陳述要做為證據，有些限制，除了警詢內容經證明「可信」，也須符合調查證據程序及證據評價。大法官認為，得先窮盡一切方式，盡可能傳喚被害人，保障被告防禦權的損失，及應有適當衡平補償，例如傳喚鑑定人或警察等。至於被害人可不出庭的要件，應符合客觀上身心創傷無法出庭陳述，且警詢內容作為最後手段，但不能作為有罪判決的唯一證據或主要證據，合乎正當法律程序及訴訟權保障。
大法官指出，該號解釋與目前實務上的做法雷同，只是賦予《憲法》上的意義，且被害人在刑事程序要詳細陳述細節跟隱私，已承受極大痛苦，尤其對未成年人來說更是煎熬。基於保護被害人的義務，在性侵案件中，應以適當方式盡早進行第一次訊問，避免審判前重複陳述。
在本月初召開的說明會上，衛福部代表主張，強制被害人出庭恐造成二度傷害；況且「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已施行，目的是避免重複傳訊被害人。法官協會則稱，不是每個人都像美國天后女神卡卡（Lady Gaga）能侃侃而談被性侵過往，訴訟過程可能帶給被害人二度傷害，相關規定只是適度限制被告防禦權並非剝奪。
但台北律師公會認為，相關規定實務運作下有高度違憲可能，因要件過於寬鬆，可能導致法官適用情況不一、書證取代人證，確有侵犯被告詰問權之虞。北律指出，根據司法院釋字582號、636號解釋，除非當事人「客觀」上不能詰問，否則原則上要採「嚴格限縮」，例如證人死亡、失憶等情況，更應嚴守「無罪推定」原則，不能寬鬆採取警詢筆錄。（王怡蓁／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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