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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顥中（苦勞網記者）
蔡康永在大陸《奇葩說》節目上激動落淚在同志圈內外都引發熱烈討論，台灣媒體與同志社群特別聚焦在他一句「我們不是妖怪」的發言，反映的或許是台灣同性戀社群追求正常化，渴望被當成「正常人」、而非「妖怪」的情感，在蔡康永那兒得到了共鳴，但是，我們還是有必要將蔡的談話放回大陸近年來同志運動話語發展的背景當中，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它所引發的各種效應與情感張力。
從談話脈絡來看，該集《奇葩說》節目主題是辯論「該不該向父母出櫃」，正反雙方選秀人馬各陳己見，蔡康永則擔任了節目「團長」角色，負責提供點評意見，在這個主題上，他選擇了站在反方立場，主張可以擁有不必向父母出櫃的空間。
其實，從題目以「該不該」定名，已經暗示了一個倫理性的課責問題，亦即，關注的不僅只是跟不跟父母出櫃，對於同志將有什麼具體正反影響這個層次；另外一個層次，這「該」字還聯繫上了同志自身的責任，例如對父母的誠信責任等等，其關注的是應然面而非實然面。這一點，從節目中另一位「團長」，音樂製作人高曉松，在節目破題後的首句「該！必須告訴！」鏗鏘發言，已可略見端倪。
正反雙方選秀參與者在節目當中提出的論旨，多在前一個層次上打轉，諸如探討出櫃的選擇，在具體的同志生活處境中，可能帶來或好或壞的結果云云。其實總的來說，「出櫃」本身就是個策略問題：說或是不說、把話給說白了或是維持模糊，聯繫上的是個人的生存謀略與選擇，好或者壞，其實是相對於不同社會文化的條件差異以及變化而隨之轉變，不存在固定標準答案。
然而，其中值得認真反駁的，其實是第二個層次的意涵──即同志「該」出櫃，有向父母坦承的責任與義務之論。這裡至少存在了「強」與「弱」兩種版本的反駁論述途徑，蔡康永的發言應屬於較弱版本：因為社會壓力大、對同志不友善，所以，同志可以不出櫃以求保護自己。這個發言不能說錯，卻已經引來許多同志維權人士的不滿，例如大陸的同志團體「同性戀親友會」組織者阿強，就批評蔡康永的發言是一種「用為你好的名義做『恐嚇』的事情」，導致「很多同志在這種自我想像和放大的恐懼中，一直生活在櫃子裡」。
如前所述，出櫃的效應聯繫上的變動因素極廣，無法一概而論，但光是從同志維權話語來分析，當論述聚焦在反對「強迫出櫃」話題上時，其實也經常是將出櫃的結果描述為十分恐怖、後果不堪設想，藉以反證「強迫出櫃」之不堪；然而，當同運要訴求出櫃的身分政治時，出櫃好似又成了喝白開水般輕鬆──從這個角度看來，蔡康永的發言只是更凸出了同運話語在出櫃難題當中的擺盪游移，也恰好顯示「出不出櫃」不該有固定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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