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的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裡，教練忙著指導學童穿吊帶裝備，用繩索系統攀上樹冠。現場氣氛熱絡。這是2020年面山面海大會師屏東場的一個教育站點，其他站點還有「迷途自救、登山風險」等，每個站點都可看到一個忙進忙出的身影，大家叫她「博崴媽媽」。她是杜麗芳，兒子張博崴2011年因山難離世，她放棄原本收入豐厚的外文教育事業，投入山難救援機制的改善與推廣面山教育，致力打造平安的路。她說：「這是博崴教我的功課！」報導／康仲誠 攝影／攝影中心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對於兒子，杜麗芳回憶，張博崴熱愛戶外活動，包括騎馬、溜冰、游泳，也常出國參加英國、美國的戶外營隊，她卻不知道張博崴對登山的熱愛。2011年2月28日，當時就讀中山醫學大學的張博崴利用連續假日獨攀南投的白姑大山，事前沒跟家裡講。杜麗芳說：「29號晚上，我們接到他女友打電話說博崴失蹤了，爸爸連夜趕下去，沒想到一等就是51天。」51天煎熬後，張博崴的遺體被發現，研判發現遺體一禮拜前往生，死因是失溫。她說：「當場我先生(張俊卿)就崩潰，我這一輩子沒有這麼傷心過，是嚎哭！為什麼沒有辦法把我的孩子帶出來？」
杜麗芳說：「搜救人員必須靠原住民帶路，否則不知道怎麼搜，大家都在懵懵懂懂的狀態，搜救的機制當然是缺乏的！」她查找各國山難搜救案例，不斷跟各部會陳情提出建言。當她說要打台灣史上首宗山難國賠時，先生張俊卿、女兒張舒涵都反對，但杜麗芳說，「這場國賠攤在社會上，大家才會了解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國賠案提出後，杜麗芳飽受各界批評，紛紛說她是trouble maker(製造麻煩者)，影響基層消防人員士氣，「花力氣救你卻還要被告？」
自覺渺小 珍惜生命
另一方面，杜麗芳心中有個疑問愈來愈大，「博崴發生山難時，我告訴我朋友不要爬山，台灣的山很危險！可是在我心中還是很有疑問。」原來當時學校通知杜麗芳領回張博崴的遺物，她看到兒子宿舍布置就像山林營地，床板立成三角形，地板上鋪著睡袋。杜麗芳說，「為什麼我的兒子那麼愛山？我想找答案，所以我就跟著他的腳步，走進了山林。」
杜麗芳爬的第一座山是大同大禮太魯閣，從未爬山的她鐵腿了兩個禮拜沒辦法走路。後來她請教山友走山路的方式與呼吸法，足跡開始擴展到錐麓、砂卡礑步道、雪霸，甚至中國雲南的玉龍雪山、南非的Table Mountain。杜麗芳終於了解兒子張博崴的感動，「看到一望無際的山，我一直想為什麼它存在？我覺得我好渺小，這樣渺小的我竟然能夠生存在這裡，你會有另外一種對生命的珍惜。」
開始了解山林後，杜麗芳說：「全台灣有3561座山，甚至我發現全世界只有台灣有這樣的山形山勢。可是我們對它卻很陌生。」她會這麼說，是因為張博崴在白姑大山迷路時，他循著國外山野求生的指導想順著溪谷走出來卻遭遇不測。因為台灣雨量大、地形落差也極大，走溪谷易有失溫、墜崖風險，國外山野求生的原則在台灣不適用。杜麗芳說：「博崴最大問題是對環境不了解，而沒有這樣子的教育，你翻開課本，很少提到台灣的山、台灣的海，因此我就開始推動面山面海教育。」
專業教官 解說技能
杜麗芳說，面山教育就是要認識這個環境，「因為它是我們的家，我們要用更虔誠的態度慢慢來了解它。」2013年開始，杜麗芳帶領專業教官到各級學校去辦山野學習營，「我只是說明理念，專業的技能像溯溪、攀岩、自救、野營、繩索等，都是專業的教官來帶。」2018年開始，她擴大舉辦各級學校面山面海大會師，在每個縣市安排一個山區設置學習站點帶領活動，參加的學校與學生不斷增加。杜麗芳說，「從2018年的2500人，到2020年累計參加的師生總人數有8500多位。」
於持續在立院與各個部會奔走推動山難搜救機制的改變，杜麗芳累積了許多聯繫的管道。她說：「早期很多山難發生時，家屬直接打電話給我，說博崴媽媽拜託你來救。」當時的搜救指揮所聽到杜麗芳要來，都不太歡迎。杜麗芳說：「因為我提出國賠，對他們壓力也很大。但是我還是要去溝通，直到他們上級同意讓我們進去搜救，開始慢慢就改善。」
杜麗芳提出的山難國賠案在2015年一審判賠267萬元，但在2017年二審逆轉免賠，2018年三審定讞確定敗訴。杜麗芳表示：「輸贏對我來講沒有什麼意義，也換回不了博崴的生命，我是希望政府重視這個空洞的搜救系統，這幾年確實改變很多，消防署擬定山域搜救的機制，消防人員也開始接受相關訓練，表示這個國賠案的效益是正面的。」
這十年來，杜麗芳投注全部的心力打造一條平安的路，讓所有上山的人都能夠安全回家。她推動緊急醫療救護法修法、推動完成山域嚮導授證管理辦法，引進輕量化的山域救援繩索系統，至於在通訊方面，則是推動衛星手機、個人遇險定位器(PLB)的開放。杜麗芳表示，「當時每天晚上只睡3、4個小時，我的朋友很緊張，認為這是找死，因為我的心臟有7根支架。」但她接著說：「我不覺得苦，我也不覺得難過，我只覺得還有很多事沒做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