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情況，香港《蘋果》記者邀請南韓女生娜拉分享親身經驗。現年27歲的娜拉成長於韓國，現職的辦公室中不時有職場不公的情況，「公司或上司覺得我是女人，不能像男人般能幹，也有一天總會結婚，所以不能負責公司重要的企劃，也未必能參與重要的會議，認定男人更適合升職。父權制度強烈。」根據2017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同工不同酬的報告指出，韓國女性的薪資比男性低35.3%，屬亞洲第一。「每當我提到男女工資差距或晉升機會不公平，他們都反問：『你是女權主義者嗎？』」
韓國女性一旦與「女權」扯上關係，可能會變成一種罪。譬如「Apink」人氣成員孫娜恩曾上傳印有「GIRLS CAN DO ANYTHING」手機殼的照片，因此被韓國網友指摘是女權主義者，最後迫使她刪除照片。另外，去年於韓國上映，改編自同名暢銷小說、談當地職業女性處於事業與家庭間的兩難，以及職場性騷擾等處境的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也被貼上女權電影的標籤。素有觀眾緣的女主角鄭有美，更被抵制及咒罵不會再有參演其他電影的機會，就連其他表態支持的女星們也同遭辱罵，唯獨當男星表態支持時，就沒有類似對待。「男人做相同的事很易獲大眾原諒，他們可在社交平台上不禮貌、吸菸、吸毒或酒駕，但換成女團成員的話，卻難以得到大眾諒解。」
韓國有調查指出，受訪的韓國男性中反對女權的年齡層，20至29歲的近76%，30至39歲的則有60%，可見「厭女」與「仇女」現象越見年輕化。2016年，首爾江南地鐵站發生的一起「仇女殺人案」，兇手於男女共用的洗手間隨機殺害女性，原因就是出於厭女。隨後幾年的「鄭俊英偷拍事件」、「具荷拉前男友暴力案」及最近的「N號房事件」，均印證當地人針對女性的事，非冰山一角。
韓國ilbe論壇就被稱為「仇女」網站，上面充斥無數歧視及謾罵韓國女性的內容，而且會員數量眾多。及後，雖有名為「Megalia」的女權網站出現，意圖提倡女權及男女平等，可是發展下去，卻也漸漸充斥恥笑男性及報復男性主義的圖文，甚至採用譏諷男性生殖器官大小的手勢當網站圖案，變成「仇男」平台。2016年，更分拆出一個更極端的網站「womad」，開宗明義主張「女性優越主義，厭惡男性社區」，充滿仇恨地大談如何殺掉男生及墮男胎等方法。如今她們攻擊的對象，甚至不限於韓國男性，還集體攻擊女明星。
研究韓國流行文化及政治的香港中大全球研究助理講師鍾樂偉說：「韓國社會對性別的態度繃緊，男女之間的關係也很緊張，兩者常就兩性議題彼此對峙，如戰爭局面。」敵對的關係並非一朝一夕。鍾樂偉續說：「主因是韓國人承襲了封建，以男性為主導的價值觀，比中國人更鮮明。」原來韓國有「戶主制」法律，規定一個家庭必須以父親為中心。「這是韓國上百年的社會規矩，以前或是潛規則，後來成了法律。『戶主制』最麻煩的是，以男性作核心的制度，女士從不能染指家產繼承等。」
「過去30至40年間，韓國由軍人主導，是極權及獨裁社會。軍人講求紀律性和威權，女性很難獲分權力。男人還把這種管理模式滲透到不同社會崗位 ，變相剝削韓國女性更多自由。及至80年代，韓國大學生運動熱熾，很多當地女生得以參與其中，不期然慢慢放下本身的女性的性別自覺，甚或自覺跟男性一樣。譬如她們開始放下女性對韓國男性長輩的尊稱『哥哥』，多了改稱這些男性做『兄』。」鍾樂偉解說。
昔日的歷史與社會傳統，構成了男女社會地位與關係的不平等，後來當人們追求平權時，卻又衍生出仇恨。韓國因體恤男士服兵役，容許軍人完成兵役後報考公務員，分數可加5%。但這安排遭女性抗議，覺得男女不公，最後更要求政府廢除這個加分優待制度。鍾樂偉指出，「由於服兵役是個準則，女士們始終沒付出與男士們同等代價的東西，故此他們會認為女性不應該得到性別上的優待，只因男士付出更多，這成了主要的理據。」
此外，女性平權組織的出現也加深了男性的不滿。鍾樂偉分析，「過往十多二十年，韓國女性爭取性別平權的聲音越來越大，關鍵在於政府有幫助，例如當地行政機關之一的女性家族部，是一個重要的平台讓女士發聲。以往真的沒有為女生做任何事的部門，當有一個打正旗號協助女性平權的政府部門，並由女性當部長為女性爭取權益，男女之間的關係一定會改變。」女性家族部主張男人兵役年期從2年改成5年、提倡政府部門的工作性別配額，深受男性非議。「這部門本意是站在女性角度出發，倡導如給『仇女』傾向人士綁上手環腳環等新法，但它也有其問題，像名為『女性』家族部，綁死了女性跟家族的關係，也招人批評部門的傾向保守。」
爭取男女平權卻又深化雙方的對立及反感，「仇男」及「仇女」的戰爭，恐怕只會衍生更多的社會事件，受害者終將會是每一個南韓人。（香港《蘋果動新聞》╱提供）
記者：陳靜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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