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今天（10月1日），香港反送中運動仍熾，民眾在各區發起「國殤日」遊行活動。當天在荃灣，平地一聲雷，子彈穿透一個中學生的身軀，烙印卻留在每個香港人心中；這是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共後首次有警務人員向示威者開真槍，自此，政權的殘暴冷血無限升級。對於年齡相若的中學生而言，這一槍如同宣判公權力擁有者死刑，也讓近距離拍得影像的學生記者反思，記錄和報導真相，在整場運動中到底有何存在意義。
阿輝（化名）翻看自己拍的影片，眼神閃躲著，手指在電腦鍵盤上挪動，有點失措。他說自己已很久沒有再看這段片，不敢看，也不忍看。加入香港城巿大學廣播做前線記者時，他的確是一腔熱血；近距離拍到中學生「健仔」曾志健中槍的一幕，曾讓他以為，如實的報導能讓政權和警方正視使用武力的情況。可惜一切都落空了，他開始懷疑自己，懷疑所謂的報導真相，到底對社會是否有影響力。
「心裡覺得很對不起他們，沒有為他們帶來任何正面影響。」
對準一個中學生胸口開了一槍，並未使警方武力降溫，反而越演越烈，「我在做的事，有什麼意義？無力感好重。」他覺得體力透支，身心俱疲，去年底終於放棄繼續做前線記者，回到後台去。同一時間，很多媒體找他做訪問，做得越多，他越不安。
一年後，阿輝接受訪問，鼓起了再次提起這件事的勇氣。他想過拒絕受訪，因為已不想再次說起那件事，最重要的，是他覺得自己根本「沒資格」再說什麼，自己不是當事人，只是一個恰巧在場拍攝到事件的記者，對於整件事，他甚至充滿愧疚。
「心裡覺得很對不起他們，沒有為他們帶來任何正面的影響。」對他來說，中槍者的心理陰影和身體創傷，是一輩子的，而自己只是一個記錄者，不是事件的代言人，訪問做得夠多了，他漸漸不想再提起，「我反覆問自己，這場運動中，自己是什麼角色，好像對任何人都沒有幫助。」
他不斷詰問：拍到真相，到底有何意義？
真相本身就是意義所在，別人如何看待真相，真相能為社會發揮怎樣的影響力，作為記者，根本無法掌握，在歷史的長河中，也許這些影像只是一塊碎片，但沒有人知道這樣的一塊碎片，會在何年何月，讓平靜的湖面，泛起漣漪，甚至成為洶湧的波濤。
那個街角，從前只是一個普通街口，現在卻變成了歷史軌迹。走過時，他強迫自己凝視那處，「我在現場，就有義務去記住。」他認為自己是付出最少的一個人，要牢牢記住，根本不用成本，若連自己也選擇忘記，就更對不起其他犧牲更大的人了。
初時成為學生記者，阿輝希望用鏡頭為這場運動做記錄，但身處現場，竟讓他逐漸迷失，無力感和失落感一再湧現，自己的心態和角色變得混亂了。作為記者，絕對需要保持中立、客觀，這是必須堅守的原則，他卻同時對抗爭者有著強烈的同理心，這讓他墮入極度的矛盾。
「拚了命去跑，事情還是這樣發展。只是洪流中的塵埃，好累。」
他不斷反思，卻發現自己開始撐不住。幾個月的巷戰，他早已練就出緊隨警方或抗爭者步伐的功夫，有一晚卻突然無以為繼，在路旁坐下來休息，「有點受不了了，開始覺得不想做，拚了命去跑，事情還是這樣發展。只是洪流中的塵埃，好累。」
一年以來，他一直緊跟開槍事件的報導和審訊，看著中槍少年被控暴動罪、申請法律援助被拒，而自己卻在接受訪問，覺得自己是在「消費」別人，「要一個17歲的中學生去面對這麼大壓力，一定很痛苦。」若沒有拍到這一槍，他會否覺得好一點，可以抽離一點？他說，也許只是把無力感延後一點。
但這個世界沒有如果，這件事對阿輝來說，衝擊實在太龐大。看見曾志健中槍的一剎那，他呆住了，沒料過警方會以實彈射擊示威者，健仔就這樣躺在地上，痛苦的拉開面罩大喊自己名字，警員沒有理會、沒有急救，他禁不住大叫「快點救人」。「好怕他在我面前，就這樣死了。」即使健仔沒有死去，他的恐懼、失望、憤怒依然揮之不去。
若有人在他面前就此死去，他應該會更抑鬱，更決斷的不再做學生記者。
這是一個解不開的心結，他責怪自己，什麼都做不到，只是一再以旁觀者的身份述說這件事，「除非可以見到健仔，親耳聽到他的想法」。大量的抗爭影像和片段充斥著我們的生活，旁觀他人之痛苦似乎已是無可避免，阿輝不希望自己拍下來的影像，成為大眾消費中槍者的管道。
對於阿輝，健仔絕非無關重要的「他人」，為了恪守記者專業，哪怕內心多麼痛苦，也只能用相機記錄，「也許他不希望我拍到？我好想知道。」殘酷、血腥的影像，很快讓人麻木，一再翻看開槍一刻或示威者被打至頭破血流的片段，是讓我們對不能挽回的暴力和傷痛身同感受，還是加速磨平感官上的刺激和憤怒？記錄者不會知道，被觀看的受害者更是無能為力。 （香港《蘋果》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