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在歐美如火如荼延燒，多國採取了鎖國、封城等嚴厲手段來抑制疫情。英國廣播公司（BBC）日前報導，新加坡、香港、南韓、台灣等亞洲國家或地區雖鄰近疫情發源地中國，確診與死亡病例數上卻低於歐美，該報導訪問專家試圖找出亞洲國家的「他山之石」讓歐美借鏡。
借鏡1：嚴肅看待、迅速行動
專家指出，亞洲採取的措施如廣泛檢驗、隔離確診者、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等，現在歐美國家也都採行，但是關鍵差別在於歐美國家行動不夠迅速。
世界衛生組織（WHO）研究政策前主任潘蓋斯托（Tikki Pangestu）說：「英國和美國失了先機，它們在中國疫情發生後有2個月的時間，卻抱持『中國很遠，什麼事都不會發生』的想法。」
中國在去年12月31日通報WHO有「類SARS肺炎病例」，當時未確定會人傳人，但3天之內新加坡、台灣、香港相繼開始於邊境篩檢，台灣對來自武漢的航班更採「登機檢驗」，即班機抵台、旅客未下機前，由檢疫人員登機評估旅客健康。美國《紐約時報》報導，南韓在1月下旬出現首例確診後，火速與醫療公司協調，大量生產檢測試劑，目前每天可生產10萬組。
借鏡2：大量檢測，費用須可負擔
大量且迅速地檢測，能及早隔離與治療確診病患。2015年MERS（中東呼吸症候群）在南韓造成38死後，政府迅速建立傳染病檢測系統，新加坡國立大學新興傳染病學教授黃英勇（Ooi Eng Eong）說：「南韓對民眾的加大力度篩檢，手法卓越。」
南韓出現確診病例後，當局開始廣泛篩檢，全國設立超過600個檢驗中心，還有50處「得來速」檢驗站，民眾花10分鐘即可完成採檢，現已檢驗超過30萬人，每日的免費檢測數量約1萬件。
相較之下，美國的篩檢顯得牛步，最初檢測試劑有缺陷，私人實驗室難以獲得檢測資格，很多人想受測卻無處可測且費用高昂，美國最終才通過讓大眾免費撿測的法令；而英國一開始只有入院者能檢測，症狀輕微者無機會受測。
潘蓋斯托說固然很多國家檢測試劑不足，但擴大檢測仍是最重要的優先事項：「檢出那些有症狀但未嚴重到住院，卻仍散布病毒的人，可能更重要的。」
借鏡3：追蹤和隔離
僅針對有症狀者檢測是不夠的，追蹤他們曾接觸過的人才是關鍵。新加坡追蹤超過6000名這類接觸者，利用監視器找人、檢測、要求自我隔離直到結果出爐。香港則是追蹤患者症狀出現2天前，曾經接觸過的人。
至於如何讓隔離檢疫者確實隔離，香港要求戴上電子手環追蹤行蹤，新加坡每天聯絡隔離者多次，還要求「有圖有真相」拍照證明自己仍在隔離處。違反者可能入獄；2月時，一名擁有星國永久居留權的中國籍男子，在居家隔離期趴趴走還堅持搭機離境，星國最終取消其永久居留權，禁止他再入境。
南韓同樣利用監視器、信用卡資料、汽車和手機的GPS等來追蹤，《紐時》報導，南韓在2015年MERS疫情後立法，居家檢疫或隔離者須下載手機App，若違反規定脫離隔離，App會向官方發出警報。南韓流行病學家奇牟蘭（Ki Mo-ran，音譯）表示在MERS後：「我們修訂了法律，面對傳染病危機時，將社會保障置於個人隱私之上。」
許多西方國家由於人口多、重視自由，無法如新加坡等國施行這類手段，黃英勇也說：「我們能這樣做因為我們是小國，要全世界都採這種方式並不合理。」
借鏡4：及早提倡保持社交距離
保持社交距離被視為控制疫情最好的方式之一，所謂「保持社交距離」包括少出門、生病就不上學或上班、避免非必要旅行、避免集會等，而愈晚要求民眾保持社交距離，就得採愈極端的手段。中國的武漢在疫情日趨嚴重時封城，卻有500萬人趕在封城前逃出，逼得中國之後採取更大範圍的封鎖。
義大利和西班牙在確診病例破千後被迫鎖國，美國多州也不得不對居民下禁足令；反觀新加坡，雖禁止大型聚會，但未封閉學校，香港學校關閉，公司鼓勵員工在家上班。黃英勇表示，差別在於政府要求保持社交距離的早晚，很多國家試圖控制時，確診數已太龐大，只能採極端手段。
借鏡5：讓公眾掌握情況
潘蓋斯托說：「除非公眾願意合作，不然政策可能難以遵守，執行上也會出問題。」當資訊透明而政策又立基於科學實證，公眾往往更願意遵守。南韓保健福祉部次長金剛立也說，要控制疫情必須讓民眾充分了解情況，方能配合政府措施。
在中國，當局因隱瞞疫情飽受批評，疫情傳出後也沒有立刻禁止大型集會，公安甚至訓誡了提醒他人小心疫情的醫師們。在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對疫情嚴重與否、檢測試劑足夠與否的說法，常與衛生官員相左，政府也說不清有多少人接受過檢測，因為多間私人實驗室並未將數據通報疾病防治中心（CDC）。
黃英勇說：「對疫情擴散的反應措施，包含了讓資訊透明，這能阻止民眾因恐慌而囤積物資。」
BBC指出，香港提供線上疫情資訊，包括確診案例發現地點的地圖，新加坡因對疫情資訊透明，總理李顯龍發表公開演說，稱政府有把握應付疫情，呼籲民眾恐慌囤貨。南韓利用電視播報、地鐵站公告、手機簡訊等提供每日疫情，也提醒民眾注意事項民調顯示，南韓多數民眾對政府作法有信心。
借鏡6：個人態度很重要
BBC指，與歐美相較，亞洲民眾對政府措施配合度較高，但不該簡化為「亞洲人較服從」。以香港為例，公眾對政府信任度低，疫情爆發前，香港持續了數月的「反送中」示威，但在疫情下，許多人願意接受隔離，甚至主動在農曆年避免聚會，潘蓋斯托說香港人雖不信任政府：「但他們對香港感到驕傲，將疫情擴散視為對香港認同的威脅。」
「無國界醫師」組織成員、來自美國的護士哈斯特（Karin Huster），在香港接受武漢肺炎相關訓練訓1個月，她說許多香港人仍記得2003年重創香港的SARS，有著強烈「個人責任感」，這也展現在香港人較願意戴口罩，她認為這是香港人「尊重他人」的方式。曾有香港人不願與她搭乘同一電梯，只因她未戴口罩，但在西方，多數人仍認為生病才要戴。
談到保持社交距離，哈斯特說：「美國人比較個人主義，對我們來說犧牲自由會比較困難。」
目前所為足以對抗病毒嗎？
西方國家目前採取較激進的手段，黃英勇說湖北封省後2到3周，新增病例數開始降低，他樂觀相信，這些國家應可在數周內控制疫情。
但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高本恩（Ben Cowling）就沒那麼樂觀，他指出如果封鎖太早結束，傳染會再爆發：「我不知道保持社交距離，能否持續到它應持續的時間，直到疫苗問世前我們都不能放鬆，這可能需要18個月。但香港人2個月來已感不耐。延長封鎖時間會衝擊經濟，但傳染病會衝擊公衛，無論怎麼選都不是好選擇。」（國際中心／綜合外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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