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配音影片)
當局大舉動封鎖武漢，引來記者關注。法國電視台France24駐上海記者Antoine Védeilhé已在中國打拼4年，他2名同事收到消息後，從上海出發。在鄭州的這天早上，3人團隊離開客房，準備開始工作，10多名中國執法人員已在大堂等候。Antoine回憶，有警察，有外辦人員、衞生健康部門負責人，「因為都戴着口罩，看不清具體樣貌」，但其中一名30來歲的男子，給他留下深刻印象。Antoine推測他是一位國保警察，「他跟其他人很不同，不太說話，就是一直在邊上看著。其他人都是有點上了年紀，說話也比較有禮貌，就這位說話的時候最狠。」
Antoine和他的同事Angélique Forget及臨時助理決定繼續工作。走出酒店，在寥寥無人的街頭，拍了幾個空鏡頭後，行動引起了貌似國保男子的不滿，後者威脅他們：「你們要麼立刻回上海，要麼送你們在鄭州隔離。」在新冠狀病毒席捲中國的時候，地方官員要找到限制記者的理由易如反掌。況且，這位男子對法國記者幾天來在河南的行蹤瞭如指掌，「他說我們從上海出發後他們就知道了。知道我們去過信陽」。Antoine接著說，該男子威脅他們，如果播放了他的圖像，就會指控他們，並揚言「你們在中國會有問題。」
1月26日，Antoine一行從上海出發，乘坐火車途徑合肥，在這裏轉車前往與湖北相鄰的河南省商城縣。這座被稱為河南省最偏遠的縣，距離省會鄭州的直線距離有400餘公里，但若是去武漢直線距離僅為百來公里，開車需兩個多小時。商城縣與武漢的往來相當頻繁，例如緊挨著湖北省邊界的長竹園鄉，每天就有6輛往返武漢的巴士。因為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商城縣成了河南省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前線和重災區。1月29日的官方報導中，商城縣有4例確診病人，8例疑似病人。這也是Antoine團隊在武漢封城，湖北省際間交通切斷而無法進入的情況下做出的選擇，「再說法國電視二台的一個記者團隊在武漢。」他補充道。
到達商城縣的時候已經是晚上，Antoine的澳洲籍華裔助理去了一家還在營業中的餐廳，後者向她確認「可以過來就餐。」當Antoine和他的法國同事出現的時候，時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餐廳改口說「打烊了！」不能為他們提供飯菜。「在我們堅持下，餐廳才給我們一盤米飯和一份熱菜，不讓我們點菜。又拿了2個碟子過來，說：『你們吃完趕緊走吧。』」
在中國做過無數敏感性話題，去過3次新疆報導維吾爾族議題，大量報導香港社會運動的Antoine說，他對在中國採訪中所遇到的層層阻擾和困難並不陌生，但他真切體會到這次尤其困難，因為「每個人對陌生人都感到害怕」。次日，在拍攝的過程中，5名當地工作人員接到訊息，趕到現場後讓他們離開商城縣。
下一站是信陽。這座貼著湖北的縣城，是河南的「南大門」，距離武漢很近，被視為追擊疫情的前沿陣地。截至2月1日，從湖北返回信陽的人數為86,421人，其中71,663人來自武漢。從數據上看，截止到2月5日，河南省的新冠狀病毒確診感染者851例，光是信陽就達到164例，比例高達20%，是中國大陸在湖北之外感染比例最高的地區之一。
到達信陽之後，法國記者團隊租了當地一部小車，但地方政府很快介入，「司機不敢為我們開車了。」Antoine說：「接着我們被驅逐離開，第二天到鄭州，我們連車都不用租了，他們直接在酒店等我們」。記者團的信陽之行是鄭州方面此次驅逐的理由，「我們知道你們從信陽過來，這是一座受到嚴重感染的城市。你們也許本身就是病毒攜帶者」。就在酒店，相關人員檢測了他們3人的體溫，並告訴法國記者，若是1小時之後再測量發現體溫升高，就會對他們即時採取隔離措施。「但實際上，他們對我們並沒有再次測量體溫，只是我們在抵達機場的時候，安檢人員做了檢測。」Antoine說。
採訪Antoine幾天前，在我們的私人交流中，他抱怨說：「我們幾乎無法拍攝。我們走到哪兒，都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涉。」我問他：「你們使用隱形攝影機拍攝嗎？」「不不，我們從不用偷拍設備。在中國，這會被界定為間諜。」Antoine說。
工作比這位與中國審查部門有豐富交流經驗的記者想像的要困難。除了地方政府的追蹤、干涉之外，最大的問題來自民眾對病毒的恐懼。「因為他們害怕陌生人，擔心我們是病毒攜帶者。這是我們最大的問題。」Antoine承認。「當我們做一些敏感性話題的時候，總是有一部份願意說的，因為他們希望講述發生在他們身上，他們遭受的事。但這次，人們甚至不願意和我們說話。而且不是因為我們是外國記者的身份，而是因為我們不是他們村子的人，我們可能就是潛在的病毒傳播者。」
對於病毒本身，Antoine向我確認他「從未害怕過」。但同時，他認為情況要比官方公佈的嚴重。除了對中國官方的透明度沒有信心之外，他認為「中國要控制所有的東西，並且對外展示是它在控制，中共要顯示它在控制。但與此同時，中國也在擔心。所以我認為，如中國擔心，那麼形勢應該是很嚴重的」。對於這位法國駐中國記者來說，中國宣傳手段的矛盾在這裡顯而易見，「一方面，他們給出的數據並非那麼嚴重，並非災難性的；一方面，我們告訴大家說情況很嚴重」，一方面在數據上做控制，另一方面卻在營造一種讓人恐慌的情緒，「以至於大家不敢出門，不敢和陌生人說話。」（法國特約記者張竹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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