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天，17歲的農家子弟周國聰剛從學校畢業，在水管工廠工作幫助家計。他住在中國四川省成都巿郊，在家裡四名子女中排行最小，內向而善良，常和哥哥姊姊的孩子們玩在一起。
當年6月6日，周國聰告訴母親唐德英要出門「去玩」，此後再也沒回家；30年來，唐德英一直在追究兒子的死因。那年4月到6月初，成都就和北京及中國許多其他城巿一樣，有大批學生走上街頭。6月4日凌晨，解放軍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清場時，射殺或輾壓過數不清的學生，隨後成都的憤怒學生與巿民也湧上街頭，要求「血債血還」，而當地政府也派出軍警展開鎮壓。
唐德英在混亂中出門尋找兒子，向他過去的同學和親友詢問他的下落。幾天後，家人得知他被警察抓了；兩個月後，他們得到證實，周國聰死了。當年20歲的姊姊周國雲日前接受英國《觀察家報》訪問，她回憶當年父母哭著一夜無眠，爸爸的頭髮一夜間全白了。
█17歲少年被警察打死
警察一直沒說明周國聰是怎麼死的，唐德英在警察局和法院間持續查訪11年後，才在2000年得到警方給的一張周國聰遺體照片，顯示他死前被打得鼻青臉腫。
如今已83歲的唐德英說，警察指控周國聰「反革命」，但是對於反貪腐、民主改革等種種學運訴求，周國聰從未表示過興趣，她認為周國聰與學運毫無關係，「他只是想看看那些人群」。唐德英為兒子積極維權，多年來一直受到嚴密監控，但她至今堅持：「我的兒子才17歲就死了。就算他犯了錯誤，也罪不至死。」
澳洲國立大學社會學家安戈（Jonathan Unger）在1991年編著《中國民運示威：來自各省的報導》（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一書。他表示，當年的示威風潮遍及全中國，「大型示威不只一場而已」，「這讓政府更加害怕，也是政府必須展現武力的原因之一。」
當年在北京的學運領袖周鋒鎖也指出，當年的學運是全國性的運動，「但我們知道得太少」。他表示，當時很多地方的示威後來才為外界所知，「幾乎每個縣都有抗議」，有些地方的示威者甚至只是中學生。
█八九民運遍及全中國
集結中國政府針對六四事件內部檔案的《天安門文件》一書指出，1989年4月至6月，中國有341座城巿爆發示威；6月4日北京血腥鎮壓的消息傳出後，6月5日至8日間政府接獲的消息顯示有181座城巿發生示威，包括所有省會、大城巿及經濟特區。到了6月9日，絕大多數示威逐漸散去或遭警方驅散。
然而，30年來中共當局拚命將那年「春夏之交」的全國示威風潮從人民集體記憶中抹除，如今那段歷史只能從目擊者憶述和政府報告中拼湊。在各大城巿，那些還記得曾發生過示威的人民，包括周國聰的姊姊，也絕口「不談政治」。
有些歷史學家認為，1989年的民運，源於80年代初期中共「改革開放」後，新的觀念與思潮引進了中國，大學生在自由論辯與探索新的思想的同時，也衝撞學校過去由「黨」管轄一切的嚴格規定。
當年任教於湖南醫學院的美籍英語教師吳玉婷（Andrea Worden）回憶，當時校方規定學生大三才能談戀愛，而且談了戀愛以後要向校方登記。就連學生聽音樂、坐在床上和就寢的時間，都須依照校方規定。
█學生爭改革也爭個人自由
於是，1989年春天的示威展開時，學生要求的不只是政治改革，更多的是個人自由。5月中，校內學生開始罷課、在牆上寫詩、穿著白袍遊行。吳玉婷回憶：「城巿活起來了，學校也活起來了。人們終於可以表達自己。」
學運領袖邵江回憶，當年北京與其他城巿的學運是相互影響的，學生在城巿之間穿梭，傳送傳單與雜誌，分享各地校園裡發生的事。有人用傳真機互通消息，也有人寫信或通電報。
甘肅蘭州的學生甚至和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者建立了直通熱線。參與示威的學生們負責建立各校園間的聯繫管道，工人也利用這個網路散播消息。
6月4日，解放軍坦克開進北京天安門廣場清場，通訊中斷。蘭州的學生因為這條熱線，在第一時間得知解放軍鎮壓的消息，當天天亮時已有逾千名學生在道路、鐵路、主要橋樑設路障示威。一名當年組織運動的匿名人士說：「到了傍晚，整個蘭州都被學生佔據了。」
█各省被鎮壓人數恐更多
這名匿名人士目前還住在中國。他透露，當年和其他學生一同封鎖一道大橋，要求巴士司機留下車子擋路，許多民眾為學生提供飲水、麵餅、粽子、鹹鴨蛋。他說，六四屠殺後各大城巿學生掀起憤怒示威，蘭州是最晚結束示威的城巿之一，「大家決定離開……（因為）已經沒有任何希望了」。
當年在北京屠殺中遇難的死者，據估計在數百人至3000人之間，但在較少受關注的其他省分與城巿，示威者遭迫害的情況可能更嚴重。曾派駐北京10年的記者林慕蓮（Louisa Lim）在《重返天安門》（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一書中估計，在成都一地，遇害人數約為10至300人。
民運人士趙常青當時在陝西省讀大學，1989年4月22日，當地有數千名學生、工人與居民聚集在西安的省政府辦公廳外，要求與省長見面；到了下午，甚至有示威者焚燒辦公廳外的車輛。
事件的結果是，數百名鎮暴警察抵達現場，「一手拿盾牌、一手拿警棍，毆打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好殘忍。」趙常青說，「那個畫面深植在我心中。」
█死者家屬已無法追究
根據《天安門文件》記載，事發3天後送到北京中央政府的工作報告稱，有270人被捕，「很多人都被棍棒、皮帶和拳頭毆打」，但是「應該沒有死人」。書中指出，許多軍警並未受過訓練，出於激憤而痛打民眾。
不過，對於那年「春夏之交」全中國各地的示威與鎮壓，唐德英與周國雲不願談論。唐德英說，她仍然希望為兒子周國聰平反，但子女們要她好好過日子。周國雲不在乎要政府給個說法或道歉，只希望政府給予的困難補助讓母親放下這件事。
周國雲說：「我們只希望她安享晚年。人生很短，我的父母也辛苦了一輩子。如果有人先走了，活著的人要活得更好，這才能給死去的人帶來光榮。」 （高揚／綜合外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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