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六四事件，大部份人只記得叱吒風雲的學運領袖，但其實有很多小人物，僅僅因為在街頭喊口號、路見不平燒軍車，或是反抗了幾分鐘，就換來了10多年牢獄，甚至是死刑緩刑，而坊間卻少有關注他們。香港《蘋果》記者訪問其中幾名小人物，包括八九民運後判囚11年的湖南老民運人士張京生。他出獄後淡出民運圈子，與親友鮮少來往，他坦言：「比坐牢還孤單，牢友還有點共同語言，互相有點同情。」獨居、孤苦、幾乎一無所有，他質疑自己是中國社會追求民主之路的祭品。
現年67歲的張京生，受訪當日穿著陳舊的灰色大衣，腳穿一雙「解放鞋」，與他居住的住宅區格格不入。還未走到他的住所，先見到社區警務站，他說：「我現在比較低調，也沒怎麼參與活動，他們（公安）只是偶爾會來看看我。」環顧張京生現居的小平房，四處堆放著賣不掉的香菸雜物，天花板結滿蜘蛛網，廚爐裏的千年油垢。
張京生出生於北京，8歲時才遷到湖南長沙。他自小在父母影響下，對中共深信不疑。他原本在長沙市新中機械廠做工人，直到1978年，他在廠裡被要求在「四人幫」和華國鋒之間做選擇時，不小心說了1句真心話，人生才走向轉折。他說：「我說我搞不太清楚，到底是誰對誰錯！」結果他陸續被公安找去談話、寫檢討書，甚至被帶到每1個廠房，當著其他工人面前被批鬥。他說：「遭到這種打擊之後，心比較灰了。我就是社會一個奴隸，現在就是慢慢覺醒以後，有了言論自由、民主這種要求。」
當年，他利用1部紅燈牌收音機收聽美國之音，加上受到1970年後期西單民主牆運動的影響，張京生獨自在長沙辦起民刊（沒有正規出版或發行刊號的民間印刷物），取名《流浪者》。顧名思義，流浪者沒有家，就正如他被共產黨所拋棄，卻又沒有在社會上組黨的自由，成為了政治上的流浪者。
1979年，魏京生因批評鄧小平被判囚15年，張京生於是將魏京生在庭上5,700字的辯護辭印成特刊，在長沙市街頭派發。他說：「當時引起很大哄動，使得五一路（長沙市一條主要道路）交通都堵塞，當時公安局對我很不滿，之後我再去那裡派發，公安便很快派電單車來抓我。」
中央在1981年初下發「9號文件」，要求打擊由學生或工人組織的非法刊物，全國各地有上千人被逮捕，張京生也被捕，並被判監4年。1989年學運席捲全國，張京生加入長沙的工自聯、絕食團，又跟隨湖南學生走上街頭，誓要「與李鵬政府血戰到底」，最終換來11年牢獄，到2000年獲釋。
張京生義無反顧地投身政治運動，導致與父母的關係陷入寒冬。他第1次被捕後，張父在派出所規勸兒子認罪不果，下令家人在探監時不准送東西給他。張曾經在一篇文章裡寫道：「在看守所，我才知道什麼是熱，什麼是寒，什麼是春夏秋冬，什麼是飢寒交迫的奴隸，什麼是失去親人的痛苦。為了人民不再做奴隸，我們必須付出坐牢的代價。」
出獄後的日子，更是張京生始料未及的痛苦。他說：「我感到頭皮發麻，我已經無法思考了。我當時已經30多歲了，還要靠父母養活我，人生徹底絕望了！」張說，父母一直盼望兒子找到人生出路，但去世前仍未如願，「我可以說是沒有照顧他們，我母親最後死的時候，都沒有看到我有1個好的結果」。
在父母幫助下，他曾到1間工廠打雜4年，每個月只有40元人民幣（約183元台幣）工資，即使後來他開小店賣香煙，收入也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需要。到餐館吃飯點不起菜，他就只買1碗飯，讓老闆送點小菜。他說：「等了半天他沒有給我送菜，我就找他要，他就送了一點。第2次再去就被趕出去，他說：『你只買飯不買菜不行呀。』就鬧了這樣一個笑話。」
2000年出獄後，他不但淡出民運圈，逢年過節也絕少與兄弟姐妹來往，在社交、情感上也是流浪者。採訪期間，鄰居大媽不時在門口張望，都在議論「為什麼來找他」、「他有什麼好拍的」。他說：「我在這裡比坐牢還孤單，牢友雖然不能接受我的政治觀念，但日常生活還有點共同語言，互相有點同情。」
幾年前有民運朋友為他裝電腦、教他翻牆，讓他看美國之音等外媒，但他仍然以「脫離正常軌道」來形容自己：「我到現在都感到落後這個社會，雖然是可以使用電腦，但在生活上我很難自立！」他現在只能無奈的「活過一天算一天」。
（香港《蘋果動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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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時間：06:54
更新時間：23:30(新增國語配音版動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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