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配音影片)
1989年六四民運人士、目前流亡英國的王超華，近日接受香港《蘋果動新聞》的專訪。她表示，在八九學運期間（六四天安門學運），她曾任北京高校（編按：中國高校＝大學）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副主席。當年已經36歲的她，是學運骨幹裡年齡最長的一個。而六四屠城後，她是官方21名通緝學生名單中的第14名。談到六四，她說：「中國當代政治，建基於六四屠城；中國民主自由的未來，有賴於重振1989年天安門抗爭的精神。」
王超華在受訪開始後，先引用美國哈佛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在評價六四時，曾提到：「在天安門事件後的20年裡，中國人享受着社會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甚至是奇蹟般的成長，避免了大規模的騷亂。」她對此提出了異議，認為六四絕非一段小插曲，反而是改革開放。王認為1989年後，中共將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一併壟斷，手握軍事力量和政府暴力。她認為，1989年北京民眾之所以理直氣壯地支援學生運動，一方面是來自毛澤東時代，被承諾且被壓抑許久的「主人翁」身份，另一方面則是改革開放以來所蘊藏的社會能量。民眾在當時有著最純樸、對政治正當性的理解，也就是「中共已經不能單方面的代表中國人民」。
而六四迄今的30年間，中共在全力發展經濟的同時，一直小心翼翼的保護著自己的政治權力，怕受到任何侵犯。「這段前間的中國，除了（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2005年取消農業稅、2008年汶川地震，及溫家寶的貪污問題外，給人整個十年相對比較寬鬆的錯覺。」
而如今，學界對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極度保守、意識形態化」的分析，評論家往往會歸結於，是習本人的統治風格，往往也會認為是對鄧、江、胡政策延續的割裂。然而，在王超華看來，從1989年後的中共統治脈絡來看，習不過是前任政策的極致發展。
王解釋，中國在經濟壓力減輕後，便集中擠壓公共空間和公共議題，人們對社會議題的發言，往往被打壓成「私人」意見，很難成為「公共事務」，否則動輒會變成「煽動顛覆」，基本邏輯就是不可挑戰中共統治，並限定「主權在黨」，而非「在民」，更甚者給社會上灌輸一種概念：只要在「整體」發展、現代化、效率、經濟利益等名義下，就可以犧牲個體成員的利益，乃至生命。可以說，「習近平」如今定於一尊的地位，是靠六四坦克、機關槍殺戮平民打開的出路。
王超華認為，雖然台灣與香港，當下的整體形勢不容樂觀，但是言論自由仍然是珍貴的。此時，堅守（民主價值）就變成了個人信念的問題，而非對時事的功利判斷。「若無這種個人的堅持、抗爭，我們的生命意義就要發生危機。人們要在黑暗中前行，發現同道，尋找共同信念的人，並團結起來」。（香港《蘋果動新聞》記者／倫敦報導）
訂閱《蘋果》4大新聞信 完全免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