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川普指控中國長期透過各種直接或間接的補貼，讓其產品挾價格優勢在國際市場上攻城掠地。因此川普說，中國偷走美國人的工作。而這些受益於國家補貼的企業，中國政府再賦予其特別任務。這種種違反一般民主國家的常規，除了造成不公平的貿易競爭外，也危及到其他國家的國家安全。
當年小英也提問：當公平貿易受到扭曲，原先期待的效率與福祉提升失衡時，那麼防禦機制的發動程序應如何進行？對應到現在，就如同探討是由川普單方面認定是不公平貿易，然後發動提高關稅呢？還是經由向WTO申訴，再由其裁決？
理論上由國際組織來裁決會比較好。但現實上是WTO無法處理這麼大的案子，若交由其處理一定是曠日廢時，最後不了了之。但若由單方認定不公平貿易，然後採取反制措施，那麼在現今的政治生態下會不會被濫用，特別是經濟景氣不佳時。原本要矯正不公平貿易帶來的扭曲，會不會形成新的扭曲。
小英觀察到，不公平貿易對不同產業部門的衝擊會有差異，對某些敏感性產業的衝擊會特別大，例如勞力密集的製造業，特別是在不景氣或是產業轉型期。這些敏感族群的權益若沒處理好，將是保護主義的強烈支持者，會讓政府施政上處於左支右絀的困境。
因此她的博士論文嘗試以「雙軌的防禦機制」來解決這些敏感產業的困難處境，也就是除了當時主流論述的「自動出口設限（VER）」外，另外規劃一個「部門別（sectoral）」的防衛機制。對這些敏感產業做更有彈性的特殊安排，以避免其倒向過激的保護主義與措施，在保障敏感弱勢與自由貿易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
小英當年會提出這種建議，除了是她綜合國際經貿發展經驗下的判斷外，可能也是為當年處於產業劇烈轉型的台灣留伏筆，為台灣在進行國際經貿談判時有更豐富的論述，儘可能降低產業轉型的陣痛。當年台灣申請加入WTO時，由於特殊的國際地位使得談判過程備極辛苦，擔任談判代表的小英除了嫻熟國際貿易法，也熟知各國生態與需求，基此展開合縱連橫，為台灣爭取更佳的入會條件。在簽ECFA與討論服貿時，小英苦口婆心提醒要有完善的防禦機制，其來有自。
完善的防衛機制是健全經貿的基礎，就好像汽車的煞車系統一樣，沒有它就無法大步走。GATT從1947年開始就有防衛機制的規定，現在的防衛機制的規定在Article XIX，GATT1994。在追求完善的防衛機制過程中，儘管理想與現實之間有落差，許多制度設計在現實國際政治上有其困難，但這些思考過程還是可供現在各國實際從事經貿談判決策者參考。
黃崇哲╱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陳鴻達╱台灣金融研訓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