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與台灣多安排中小學教師協助選務工作不同，如何招募到足夠的人員以確保選務順利與安全反而困擾特區政府。因為社會運動與疫情嚴峻，過去甚至曾傳出考慮以警員充當選務人員的爭議。疫情之下，各個政黨的選舉活動同樣受到限制，這對建制派的政黨動員尤其不利。相反的，押後選舉1年形同「用時間換取空間」，由於今年不少泛民主派的候選人都是新興的本土派抗爭人士，他們勢必難有資源維持長達1年的選務經營。
同時，民怨甚深，反映在對政府的不滿與沒有信心，也是推遲選舉的主因，在去年11月區議會選舉中大敗甚至因而令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被免職後，政府不會再犯同樣的 「錯誤」，新上任的中聯辦官員也無法、不願在短期內再一次承受可能的挫敗。押後選舉的決定顯示北京要強化香港行政主導、議會只是配合的架構。
其次，押後選舉也是為了要舒緩特區政府的管治困難。儘管毫無正當性可言，也不具有決策的實權，特首林鄭月娥仍會待滿其任期。原因有三，一、北京仍需要她在香港主持防疫工作。二、沒有人會願意中途接手。三、仍需觀察可能的特首人選。這讓林鄭月娥作風更為強硬，施政上也更無視香港的民情民意。毫無疑問的，北京將加快中港政經一體化的步伐，在未來1年「清理整頓」反對力量與公民社會，以確保在內部經濟困境與外部中美新冷戰的環境中，香港不會被「外部勢力」所用、添煩添亂。如果國際上都不乏延後選舉的案例，那麼犧牲民眾的選舉權利又算得了什麼呢？
政府先大規模取消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再用粗暴的方式押後選舉，進而呼籲社會在未來1年停止抗爭，最後希望安排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港人實施境外投票（假設是他們較支持建制派），但這只是讓民怨繼續聚積，明年9月以前，零星的衝突與憲政爭議一定難以避免。香港的選舉制度（包括不民主的功能組別設計）已經是偏頗與扭曲民意，現在更向威權社會與警察城市退化、政治貽害深遠，北京顯然仍無法贏取民心。
儘管《基本法》中承諾落實雙普選，但是在中長期內都難以看到香港民主化的進展，這既是2014年雨傘運動以降，香港公民社會抗爭的背景因素，也是伴隨《港區國安法》訂立與此次押後立法會選舉的必然結果。只有民主才能真正地確保責任政治，但是在中國式民主的觀點下，以權力為目的本身，問責無從談起、選舉只是協助完善「全面管治權」的工具，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仍然需要有選舉，但是政權要最大程度的減少選舉的不確定性，甚至不惜操弄選舉的過程與結果，曾經歷威權體制的台灣不會不熟悉。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