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港區國安法》後，香港政府諸多諮詢機構也將逐漸失去功能。在從前「行政吸納政治」的意義下，港英政府時期幾乎所有部門均有與自己業務相關的諮詢組織，擔負著政府與公眾溝通、提出政策建議等功能，例如廉政公署、消費者委員會、申訴專員工署等，這些尚可對政府進行監督的機構。
雖然，回歸後，《基本法》延續了原有行政機關設立諮詢組織的制度，並且還保留了「區議會」這個重要的區域諮詢單元，但到了現在，《港區國安法》所規定政府有關部門對國家安全須提供「必要」的便利和配合，甚至，依據《港區國安法》執行職務的行為，按規定還可不受特區政府管轄，更可說是北京在國家安全這個屋頂下，裂解了香港政府與民眾權利最直接相關的行政連結，使行政與社會脫勾，這可說是「政治吸納行政」的第二層意義。
另外，《港區國安法》後，世界各國在港機構，也將因時時受到北京政府的政治控制，而深刻影響自身的行政作為。按《港區國安法》「關於向外國政治性組織及其代理人要求因涉港活動提供資料的細則」（附表5），香港警務處處長可不時向外國政治性組織送達書面通知，規定在指定期限、按指定方式，向警務處提供資料；另按「關於凍結、限制、沒收及充公財產的細則」（附表3），任何犯罪或企圖觸犯危害、參與、協助國家安全罪行，及任何擬用於或曾用於資助等方式協助犯罪之財產，經香港保安局局長懷疑者，甚可直接扣押，並依程序經法庭命令充公。
由此，在《港區國安法》所訂「分裂國家罪」、「顛覆政權罪」、「恐怖活動罪」以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等罪名影響下，不但各國駐港組織將嚴重「失能」，過往的經貿活動也會因「寒蟬效應」受到連累。根據在港美國商會於7月6日至9日間，針對183個會員企業調查所顯示，36.6%的受訪企業對《港區國安法》「多少感到」擔憂，51%則是感到「極度」擔憂，這導致有30%的受訪美企考慮轉移資產或業務，可見一斑。中共以《港區國安法》外擴到對於駐港機構行政作為之影響，實又可謂「政治吸納行政」的第三層意義。
綜上所言，在《港區國安法》影響下，中共的政治控制不但吸納了特區政府的行政優勢、改變了原本就脆弱的政治中立原則、立法和行政關係，更甚者，行政機關與香港社會以及與國際社會的連結，都一併被收了進去。目前看來，立法會選舉被延後1年、參選者資格被取消，只不過是北京的第一招，但在接下來27年裡，香港的一國「兩治」將怎麼融入形式上的「一國兩制」？中共以「政治吸納行政」，又應如何處理「反送中」運動後依然延續的社會反動？仍值得高度關注。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