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國要採陪審制，首應給予被告和檢察官雙方當事人極大的協商空間，尤其在檢察官處分權力擴大的同時，也要相對給予被告能量有能力和檢察官協商，否則易導致有錢有資源的被告，在陪審制中得到最大的利益，造成對弱勢被告的不公。
第二、陪審團由素人組成，需要強大的妨害司法罪章來維持公平性。陪審是以非法律的素人來認定事實，為了確保陪審員不受到干擾，因此採陪審的司法制度，均有強大且密度高的妨害司法罪章。在陪審制下，被告可以選擇保持緘默、從頭到尾不開口，但只要被告想出庭作證，就必須和其他證人一樣受到證人的規範：講謊話會被科以偽證罪，騷擾陪審員則構成妨害司法，對法庭或法官、陪審員有所不敬，會構成藐視法庭罪，被當庭收押。
我國到現在，被告與證人是兩種不一樣的證據方法，被告出庭可以不講話也可以講謊話，完全不會有刑事責任。若要採陪審制，請先制訂完善的妨害司法罪，並改革被告在證據法上的地位。
第三、陪審制被告方負有很多義務和挑戰。陪審制下當事人兩方自己負責去提出證據、說服陪審員，檢察官負責舉證構成要件的主觀和客觀達到無合理懷疑的程度，但被告如果認為有阻卻違法或阻卻責任的事由，也要負擔舉證責任。同時，法官不會再來指定鑑定，負擔鑑定費用也不是法院的義務。例如被告被起訴重傷他人，但被告要主張當時會出手是基於正當防衛，那麼，檢察官只要證明重傷害的行為和故意，到底被害人有無先攻擊這件事要由被告來提出證明。
簡單來說，在職業法官的審判制度下，雖然檢察官要負擔起訴的舉證責任，但是法官作為認定事實的審判者，負有寫判決理由的義務，需要詳查所有情況，這樣的模式，在陪審制是不存在的。作為陪審制的被告，要負擔程序的進行，也要負擔某些舉證的責任，要採陪審制，當然應該將證據法則與舉證責任一併改革才可行。
制度沒有好壞，只有是否適合，但移植制度時，不能用「人權自助餐」的態度，要陪審卻—不讓被告有選擇不受陪審的權利、拒絕擴大檢察官的裁量權、拒絕讓被告承擔偽證罪和妨害司法罪、不讓被告負擔某些舉證責任、也不要被告負擔專家證人的尋找和費用。簡言之，若只要陪審的好處卻不肯承擔陪審制要負擔的義務、拒絕引進配套的措施，這種人權自助餐無助於司法改革。
在國家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權分立之中，和掌控預算的立法與握有軍權武力的行政相比，司法相對無錢無勢、最為柔軟脆弱，所以當人民對國家有不滿時，司法容易遭到消費、被挑出來做為移轉憤怒的對象，更容易在各方的角力下成為犧牲品。但願國人在司法改革的理想下，也要慎重珍惜台灣民主制度中得來不易的司法獨立。
交通大學科法所教授、司改國是會議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