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防部中蒙科前科長唐安竹（Drew Thompson）也在訪問中表示，5年內發生台海戰爭的可能性大增。雖然美國學者葛來儀（Bonnie Glaser）認為中國對台軍事威脅的增加不必然表示現在就要侵略台灣，但香港問題的發展確使國際觀察家更關注中國對台政策的可能變化。這個疑慮不是空穴來風，因為20年前隨著香港回歸，台灣的終局問題就曾經這麼上演過一次。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當年9月底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訪美，與柯林頓政府宣布建立中美戰略夥伴關係。1998年2月甫任國安會亞洲資深主任的李侃如（Ken Lieberthal）對兩岸提出「中程協議（Interim Agreement）」，在一個中國與統一為終局的前提下，以「台灣不獨、中國不武」方式，建構兩岸50年不變的和平穩定暫行架構。之後在同年6月底訪中時，柯林頓總統於上海提出「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台灣不應加入任何須以國家名義才能加入的國際組織）。接著當年底10月中國同意於上海舉行二次辜汪會。
旋即在隔年（1999）2月，美國亞太助卿陸士達（Stanley Roth）在《台灣關係法》20周年研討會演講中提出，兩岸可以在美國不介入下對若干困難問題建立中程協議。美國資深官員在1年兩次提出「中程協議」構想，其中一個構想還是根據一中，與以統一為終局。台灣受到的壓力可想而知。當時李登輝政府認為這些應包括事務性議題在內的各種兩岸協議，但陸士達提出不宜只限於技術性問題，直接打臉李登輝政府。
根據中方學者吳心伯20年後接受中央社訪問，提到柯林頓會提出「三不」是美中精心的策劃，在1998年2月就講好。這顯示當時柯林頓訪中不是為了逃避白宮實習生魯文斯基性醜聞案的臨時之舉。中國應是在1997年香港回歸時就有所規劃，因此會有江澤民利用聯合國50周年比照當年鄧小平風光訪美，並「順道」邀請柯林頓次年回訪中國，利用柯林頓訪中時說出三不。中方也同時影響白宮幕僚的台海政策思考，誘使其比照50年不變的香港模式，對台灣提出類似精神的「中程協議」。
而當年（1998）10月會出現意料之外的第二次辜汪會談，從事後看來，更像是中方對美操作時的同步對台鋪陳，建構在美國提出中程協議構想時，兩岸也在對話的外界印象，好像台灣對此也有積極回應。中方此舉也是為1999年汪道涵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慶祝建國50周年後回訪台灣的作為預作鋪陳。由於江澤民可能會利用兩年前香港回歸的聲量，以及國際上共慶中華人民共和國50周年的氣氛，在典禮上對世界提出統台新方案，這就可能使之後的第三次辜汪會變成汪道涵帶江澤民統一提案，來台北逼我方展開統一談判的會晤了。
當然之後的劇情大家都知道，當時李登輝總統在1999年7月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先針對江澤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周年的可能演講，以及汪道涵來台的可能統一談判畫出台灣定調，並反擊當時柯林頓政府以一中為基礎，以統一為終局的中程協議迫談作為。一個沿著香港回歸（與同年的澳門回歸）而來的統台壓力因此被化解。2000年台灣與美國都出現政黨輪替，美中台沿著這個以香港回歸為藍圖的中程協議博弈，也跟著走入歷史。
這個歷史顯示中方有著把香港與台灣合併思考，港台一盤棋的傳統。如果香港過去在一國兩制有其對台的垂範效應，那麼一國兩制的解體也往往顯示其對台思維出現相應變化。美英等國認為中國撕毀一國兩制是明確違反其承諾的國際條約，且強烈暗示中方有意改變對東亞與全球金融秩序的安排，可能是類似德國二戰前撕毀《凡爾賽條約》，進軍捷克蘇台德區的重要事件。
但對台灣來說，「香港被解決後就要對付台灣」雖然不是物理定律，但曾有歷史先例。因此現在的顧慮不是去爭論或是擔心中國對香港作為是否意味北京短期內會攻打台灣（我們本就要有備戰準備），而是要對中國「港台連鎖」的可能迫台路徑超前部署，並盡量撐住香港。畢竟現在港台是脣亡齒寒關係了。
台灣智庫執行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