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的罷免案，從提案、連署、宣傳、到投票，都給台灣的民主上了寶貴的一課，如今投票已經結束，在罷免門檻與制度規範上，還是有不少細節值得我們回過頭去省思。
首先，在罷免門檻的部分，成功罷免有兩個門檻，一方面同意票要高過所有合格選民的1/4，二方面同意票要超過不同意票。事實上，如果不是政治人物太過於荒腔走板，這兩個門檻其實都不容易達標。在罷韓過程中，坊間經常聽到的質疑，包括「只要1/4的數字可以罷免掉超過1/2多數所選出來的市長，似乎不太合理。」連台北市長柯文哲都覺得1/4罷免門檻聽起來「怕怕的」。但不要忘了，1/4的門檻僅是形式要求，罷免要通過的實質門檻，其實是「同票意必須多於不同意票」。
因此，被罷免方大可不必懼怕政黨之間這種「報復式的罷免」，因為只要勤於問政，負責認真，當初選舉時投票支持你的選民，自然會形成防止罷免通過的高門檻，只要稍加動員，很容易就可以反制報復式、非理性的罷免行為。除非自己也已經認知到，支持者已經遠低於同意罷免的選民，才會覺得1/4是一個低的門檻。但話又說回來，如果支持者真的低於同意罷免者，被罷免不是剛好而已嗎？
此次韓國瑜呼籲支持者不要出來投票，就是心裡先認定了「不同意罷免」將低於「同意罷免」，要靠殘存的支持者來守住權位勝算過低，因此才會呼籲選民不投票，一方面想技術性拉低投票率，二方面是再次激化社會對立。因為祕密投票，本來就無法得知投票者的意向，但韓國瑜破壞了祕密投票的民主精神，讓選民赤裸裸的將政治意見表現在外部的投票行為上，再以輿論和行政壓力來壓低投票率。這種作法，說穿了就是連自己都不相信支持者仍舊比同意罷免還多，對自己的施政也沒信心了，只好用再用一些選舉的偏門手段來干預選舉。
第二個部分，是反思這場罷免過程，在制度上仍舊引起的若干爭議。回過頭來看，選舉是公民社會對政治人物進行信任的選擇，而罷免則是公民社會對在位的政治人物進行的不信任投票。權力的託付和權力的收回，有著不等比例的門檻。固然，為了政治的穩定，罷免案必須有比定期選舉較高的門檻與限制，但是否合宜，仍舊可以在這場罷免案實踐的過程中做出討論。
整體而言，罷免是公民的權利，本就不應該設計過多嚴格的門檻或限制。例如，罷免的程序需要3個階段，在提案與連署這兩個階段甚至要求不得重複。其實可以考慮將提案與連署合併，或是縮短兩個階段的時間來降低動員成本。
其次，罷免過程過程勢必需要大量的資金，對公民團體而言，是一個沉重負擔，放寬罷免案的政治獻金限制，也值得考慮。
第三，被罷免方是當權者，比起公民團體，可以有很多資源和手段介入罷免宣傳。此次罷免過程，看到高雄市政府以各種方式干預罷免案，包括投票場所的變動與刁難、呼籲不投票但鼓動監票來製造對立、對宣傳看板以不合比例原則的方式執法、轄下村里長干預投票通知的發放……等等。《選罷法》要如何落實保障人民行使罷免權利，還需要更多細緻的作法和規範。
韓國瑜在這兩年半接連的3場選舉，掀起了一場民粹的海嘯，來得快又猛，造成傷害後，也終究會退去。整體而言，這場罷免案對台灣的民主發展可以用「短空長多」的效應來形容。
罷免過後，罷韓方的喜悅與韓粉情緒上崩潰必然在平行時空上繼續對立一陣子，甚至會延續到市長補選，這是短空。但這次的罷免案對所有政治人物帶來了一個明確的訊號，那就是請認真負責的面對支持你、託付給你的選票，一旦背棄民意，選民一樣能將權力予以收回。罷免過後，對政治道德將重新定義，對公民參政也帶來更多啟發，是台灣民主再一次深化的契機。大雨過後，終究會天晴。高雄，你值得一位更好的市長！
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