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防疫作為與該國文化息息相關，同時也檢驗領導者能力。以韓國為例，新天地教會的群聚感染，一度造成恐慌，文在寅更被罵翻，但韓國後來採普篩政策，成功圍堵病毒流竄，扭轉國家危機，文在寅支持度跟著水漲船高。
英國是另一種類型。首相強森擬採「群體免疫」策略，但這種天擇手段，等於放任民眾染病，遭致嚴厲批評，後來連強森都確診，英國病例也不斷暴增。
「群體免疫」同樣也在瑞典實施，但他們盡可能隔離老年人和易感染群體，並要求年輕人維持社交距離，放慢病毒傳播速度，以爭取疫苗問世時間。
新加坡則是從原先的亞洲防疫模範生逆轉。一度壓平了疫情曲線，未料病毒侵入外勞宿舍造成群聚感染，至今超過萬人染疫，不得不再延長半封城時間。
每個國家的防疫戰略，未必可全然複製，總是不斷修正，從錯中學習，而尊重科學專業，更是其中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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