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至少有三重社會身分：他是成功地產官商；他是著名紅二代；他還是公共知識分子。
部分商界精英與中共政權的疏離，以及紅二代內部的劇烈分化，是習近平2012年掌權後中國政治的風景。從李嘉誠果斷撤資，王建林被限制出境和拋售海外資產，馬雲、柳傳志被提早退休，到吳小暉、蕭建華被監禁或被失蹤，頂級商人與中共政權間的蜜月早成昨日黃花。
紅二代本是支持習的主要勢力，但是，由於習恩寵閩浙舊部而防範並邊緣化紅二代，也由於習的內政外交日益將中國帶入絕境，一些紅二代做出了新的選擇。任志強與習近平分道揚鑣，可以2013年為分界線。2013年1月，任志強在北京大學疾呼，「把我們面前的牆推倒，建立我們社會民主制度 」。2013年11月，任志強在微博上表明他最期待的是「憲政、民主、司法獨立」。2015年2月，任志強發表〈一黨獨大〉指出，中共必須要實現憲政，「如果民眾不相信中國共產黨要實現這個偉大的夢想時，一定會有新的政黨領導實現這個目標 」。
習與任正好相反。習也意識到中國憲政轉型的壓力，但是他將憲政轉型視為必須全力防範的危險，並將中共暴政推向新的高度來阻止。習於2013年4月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機密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明確列出中共必須全力防範和消除的「7個危險」分別為：「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西方新聞觀」、「歷史虛無主義」以及「權貴資本主義」等。
習掌權8年以來，任等人正是看到一黨專政和領袖獨裁對國家民族造成的滅頂之災，為了扭轉乾坤而奮起抗爭。
一些人士期待王岐山救任志強，完全誤解習王關係。王在這個時候沒有、也不可能救助任，有兩大原因。第一，王根本沒有挑戰習的勇氣和實力；第二，更為重要的是，王習勾結而與任分屬兩個對立陣營。
王岐山表面上廣有人脈，但在當今中共黨國的權力體系中根基甚淺。習是根正苗紅的紅二代，王則出身不正、憑藉婚姻才躋身紅二代。王遲至1983年35歲才得以加入中共，他能後來居上而進入權力中樞，得益於岳父姚依林的蔭庇、朱鎔基的提拔和習近平的倚重，但一直被根正苗紅的紅二代們看不起。他為習近平剪除異己，因功高蓋主而被習近平刻意邊緣化。
王是1989年從洋務派轉變為頑固保皇派，跟隨岳父堅決主張鎮壓八九民運，並受到賞識而升官晉職，與改革派決裂才投入自由民主的對立陣營。
王所領導的反腐，正是以黨代法、以黑反腐，濫用權力肆意踐踏國家法律和司法程式，並將周永康主持政法委時偷偷摸摸破壞的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則明目張膽地徹底摧毀。習王氣味相投，兩人都崇尚極權，區別只在於，習更加冥頑僵化，王更加老謀深算。
以習王為代表的中共紅二代頑固勢力，是一群陷入嚴重認知錯亂的極權主義者，將坐穩中共一黨專政的「紅色江山」視為歷史使命。但是，紅二代頑固派的這種使命感忤逆天道民意。任志強被當局關押後，網絡上廣泛流傳「頂級企業家聯名上書」和「中國五元老上書」，要求中共當局釋放任志強並改弦更張。這些上書雖然是假託之作，但也並非空穴來風，而是體現了求變自救的世道人心。
1986年蔣經國決意開放黨禁報禁時留下一句名言：「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無論習近平紅二代如何折騰，也無法將中共黨國政權傳到紅三代。在蘇聯東歐江山易色後，中國戰略家劉亞洲觀察到，中國在世界上遭到「民主的包圍」，中國付不起負隅頑抗的代價，突圍或解圍的最佳或唯一方略，乃是中國轉型為民主國家，「民主的包圍」自然消解於無形。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巨大災難。染病喪生的人成千上萬，破產失業的浪潮席捲全球，中國民眾和世界各國對習近平及中共當局問責勢不可擋。內外交困，連政治局同僚在此緊急關頭幾乎都集體沉默，而不像以往向習表忠。國難當頭，中國卻沒有正常機制解除習近平權力或糾正他的罪錯，乃國家民族之大不幸。
澳洲雪梨科技大學中國學專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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