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比喻勾起我一些感觸。美麗島事件後10年，我曾總括地反省：事件的發生，是在國民黨的威權一元統治秩序下，威權政體與正在變化的台灣社會，在調整其間關係時，因相互缺乏處理衝突之歷史經驗與智慧，所造成的一次鎮壓結果。
美麗島事件是台灣民主發展的關鍵性事件。事件發生那年，當時的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提出香港前途問題。1984年，中英簽署協議，北京收回主權，承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變」。這次行動拘捕的泛民主派，大多支持這個政策方向。他們支持《聯合聲明》與一國兩制，要求按《基本法》辦事，推動普選，抗拒北京透過中聯辦來治理香港。然而，正當全球戮力抗疫之際，香港當局發動鎮壓行動，標誌著北京將進一步在精神譜系上往「一國一制」轉進。北京已經改變了鄧小平當年的「一國兩制」理念。
「回歸」前夕，當年受命參加5人調研小組，研擬收回主權具體方案的新華社官員黃文放，在香港演講，回顧決策歷程。他很有信心的說，「一國兩制」是不可以改變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打點折扣或會有可能，「但決不會完全改變」。他還強調，在起草方案時，第一個決定的原則是不能由大陸派人去管香港，他們認為，「如果這個方案失敗，就會是失敗在大陸的干預上」。
23年後，事實證明這位當年的決策幕僚的觀察是錯的，判斷是對的。他所說的「方案」，就是《聯合聲明》第3條，北京承諾的12條。民主派人士念茲在茲的，不過是落實這些承諾。他們的抗爭，爭取的是這個，訴求的也是這個。年輕、激進的一代質疑他們，他們也只能苦口婆心的闡述自己堅持的信念。
時移勢異。當下，北京是充滿自信的。制度自信、路線自信。當年要在香港維繫「資本主義制度」的考量，現在是不必了。從中國模式到各種所謂「有中國特色」的諸多治理模式，甚至當前的「防疫」，不都「證明」北京堅持之制度、路線的「先進性」嗎？北京是這麼想的，大外宣是這麼說的。這樣，所謂12條不就是「歷史文件」了嗎？北京是這麼講過的。
是的，時移勢異以後，很多東西都成了「歷史文件」。20多年前，有人把抗戰末期到國共鬥爭時在《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中共媒體上各種呼籲民主的文章、社論編輯成書，叫《歷史的先聲》，副標題叫《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出版，全國查禁。李慎之先生這位老共產黨員，為這本禁書寫序，說「看完這本書，就像做了一場大夢一樣。」這是他曾據以領導抗日民主學生運動的口號和綱領。他自責，對比後來的歷史事實，他無法逃避騙人的責任。「但是，誰又騙了我呢？」
「倒帶版的美麗島大審」最後會怎樣發展，我不知道。當年黨外人士因受雷震先生的影響與感召，常以胡適寫給雷震的南宋詩人楊萬里詩句自勵。我不知道，倒帶後的美麗島大審、行進中的香港民主運動，最後會是「堂堂溪水出前村」？還是「萬山不許一溪奔」？
政論家、國安會前副祕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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