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或許大專院校可以針對校園內受影響的不同身分者，安排不同的輔導作為，以協助大專院校度過此次疫情所帶來的衝擊。這包括兩個重點工作：（1）健康教職員工生的焦慮管理。（2）確診者、與隔離者的心理支持。
許多研究顯示，因為對疫情的無助、無望感所帶來的焦慮、憂鬱情緒，席捲大多數民眾的生活；尤其是若民眾原本就是情緒困擾的高風險群，在此次疫情下的身心適應與生活衝擊將會更大。
在大專院校內，原就有近8%至10%的高風險族群，他們很可能是此次疫情下，受負面情緒影響較為深刻的一群。大專輔導單位除了應事先掌握高風險學生、教職員名單外，也應確實做到輔導人力的分工，調高針對風險個案追蹤關懷的強度，例如增加約談頻率、增加聯繫次數，或提早進行負向情緒的因應衛教等。
其次，焦慮感也會影響大多數校園成員的生活，尤其在目前疫情發展快速且未獲控制的情形下，失控感將推升焦慮感，進而影響生活。焦慮時的特色是災難化思考、快速跳到結論與情緒化思考（焦慮越高，越覺得災難越可能發生）。
對此，校園輔導單位應盡可能以全校性的推廣機會（校務會議、導師代表會議、電子布告欄、校園常用之臉書、或匿名社團等），推播因應焦慮的正確策略；包括轉移注意力，聚焦可控制的風險、接納不確定感、以及適時求助等。
由於此次疫情特殊，病毒具有極高的傳染力，使得各國的住院、隔離人數攀升極快。這些措施對住院、隔離民眾造成長期且嚴重的心理衝擊；許多人都出現明顯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是其他身心症狀。
其中，最受衝擊的可能包括對自己的健康擔憂、經濟的損失、傳染給他人（尤其親人）的罪惡感、漫長絕望的住院或隔離生活，以及被社會大眾怪罪與歧視等。大專院校輔導單位應盡速準備因應住院者與隔離者心理衝擊的策略，如此才能協助他們在恢復健康後能重返與適應校園。
筆者提出以下4個策略：（1）針對隔離者提供一定頻率的關懷支持，除了降低隔離者被孤立的心理衝擊外，也有助於辨識適應不良者。（2）建立隔離期間有明顯適應不良者的辨識標準（情緒症狀嚴重度、自傷自殺風險），並準備相對應的心理健康資源（較頻繁的追蹤關懷、遠距諮商、精神科醫師諮詢與轉介） 。（3）針對被隔離者、住院者之班級、工作單位、親近同儕等，提供衛教與支持性團體，以協助降低歧視與幫助回歸適應。（4）與校內其他處室（祕書室、學務處）合作密切留意校內與疫情有關之流言，並提早因應。
雖然，肺炎疫情的發展仍未見趨緩，但是心理健康網的提早建立與提前部署，是阻止因疫情產生恐慌性心理衝擊的重要工作。尤其在大專校園內，未來仍有潛在確診者增加的風險，各大專院校的輔導單位應當在行政制度與人員調配上，提早進行沙盤推演，以幫助大專校園健康與安適的度過此次危機。
此外，雖然在《學生輔導法》通過後，各大專院校已補強輔導人員與專業能力；然而即使筆者服務之輔導單位為校內之一級單位，仍在執行上述與疫情有關之心理健康政策時，感覺力有未逮。
未來，在此疫情過後，也許仍需建請各大專院校實質考量提升校園內輔導單位之層級與預算，以協助各大專院校因應往後任何可能的校園心理健康議題。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兼輔導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