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倘若香港現存機制無法擔任調查自家警方的角色，誰才能夠勝任？它又應該長什麼樣子？目前沒有一種足夠完善的樣板能對警方的行為進行調查，但過去曾有數例可以參考、協助建立一個好的究責機制。
比較好的參考例子包含美國的克內委員會（Kerner Commision，國家民政事務諮詢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調查1967年發生於美國各城的大規模動亂。成員代表雖皆為美國公民，但他們來自公民社會與政治人物等不同領域。調查報告於一系列公聽會舉辦完畢後，非常有效率地在1968年2月底出爐，結果發現白人的種族歧視幾乎為調查內容中各個問題的主因。關鍵的地方是，該委員會廣受大眾信賴，多達456頁的最終報告書獲得超過200萬份銷量。
若林鄭月娥希望參考英國例子，1981年4月布里克斯頓暴動（Brixton riot）的斯卡曼調查報告（Scarman Report）定能讓港府有所收穫。當時的調查以英國法官斯卡曼勛爵（Lord Scarman）為首，內容包含施政方向的轉變，例如不再用大範圍搜查來針對年輕人，並改善與當地社區的溝通。儘管親身經歷4月周末在倫敦南部發生的暴動、親眼目睹警方行為的人，期望的是對整起事件能有更加嚴厲的指責，但報告書除了指出警方缺失，也提出具建設性的具體改革。
也許另一個對香港而言更有用的例子是「血腥星期天」的兩起調查。1972年1月，英國維安部隊在北愛爾蘭德里市（Derry）遊行中，對一群和平示威的群眾開槍，在10分鐘內造成數十人受傷、14人死亡。第一次調查在案發數周後啟動，結果形同災難。威傑里調查委員會（Widgery Inquiry）完美示範「如何不調查維安部隊的濫權行為」。同時，在英國法庭帶領下，為殺害民眾的英國士兵開脫，也對真相被粉飾太平的事實視而不見。
大眾對於威傑里調查委員會的信任降到冰點，以致案件發生將近30年後，出現新的更完整、更公開、也更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揭露真相—薩維爾調查委員會（Saville Inquiry）。該委員會由英國、加拿大、和紐西蘭法官組成，他們發現當時示威者遭英國士兵射擊時，沒有人造成威脅，是英國軍隊撒謊掩蓋事實。
第二次調查內容非常詳盡，委員會費時12年製作完整報告。大眾對委員會充滿信賴，民眾可以參與公聽會，愛爾蘭及英國媒體廣泛報導內容，整個調查過程被認為足夠公開透明，也夠完整全面。除此之外，該委員會也有權傳喚證人提供證據，這也是另一件香港值得學習的事情。
對林鄭月娥而言，這裡的重點是：首先，掩蓋事實無用；其次，政府最好成立一個看起來有用，實際上也真的有用的調查委員會。畢竟，倘若只想敷衍了事，結果可是會適得其反的。
1990年代中期，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在全國舉辦了超過1000個會議，對過去35年間政府執行種族隔離政策所發生的人權侵害案件進行調查。委員會有權特赦因政治動機犯罪的人，及完整揭露真相的人。這個例子比較像「修復式正義」的樣板，認為罪犯—包含維安部隊在內—並非一定得受官方制裁。這裡強調的是公開真相，有些公聽會透過電視進行直播，並在每周的重點整理中摘要播出。
這裡的重要課題是：透明，以及又再次提到的，獲得大眾信賴。南非人民普遍信任委員會，因為人民得以看到執行過程；同時，委員會由人權運動者杜圖（Desmond Tutu）帶領，他深受大眾敬愛。
2019年12月底的一份公開信中，44位議員和來自18個國家的來賓向林鄭月娥呼籲「對警方殘暴行為進行獨立調查」。信件簽署人警告：「若林鄭持續拒絕這項提議，我們將要求國際社會成立國際的獨立調查機制。」這究竟是否能夠成真，如今仍是未知數。香港必須為調查警方的問題找到合乎地方做法的解方，而迅速、公開、徹底、深受大眾信賴，且有權傳喚證人的調查機制並非不可能—香港應立刻宣布並開始執行。
人權優先（Human Rights First）資深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