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看亂象。以前幾天暫時落幕的寶瓶星號郵輪為例，事出突然，我國短期內無法對1700多位乘員全員篩檢，故防疫主管機關決定以「近期有無中國旅遊史」等風險指標來篩選採驗對象。報載船公司彙整後回報沒有，但經我國政府自行查核後才發現，船上「14天內有19位旅客有中國旅遊史，而30天內就有41位去過中國，與船方最初的回報不同」。此事件雖因採檢128人皆陰性而幸運落幕，而防疫指揮官陳時中部長也表示不擬追究，但已凸顯（擬）入境者隱匿旅遊史這個防疫漏洞的問題，令人捏把冷汗。至於就醫隱匿旅遊史的各種亂象，讓第一線醫護人員暴露風險，早已是問題。
我國防疫措施在隱匿亂象中，且戰且走。日前，為提升我國邊境檢疫措施，衛福部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公告自2月11日起「非中港澳之所有入境航班旅客均需填報『入境健康聲明書』，並應據實填寫入境前14天內，是否前往中港澳等流行地區之旅遊史及健康狀況」。如有填寫不實或其他拒絕、規避、妨礙之行為者，依同法第69條規定，處1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換言之，辨識旅遊史是重要防疫關口，但違反者僅施以行政罰，且縱使情節嚴重者，至多也僅處15萬元罰鍰。話說防疫如作戰，但如此制裁強度是否足以嚇阻危及國民健康的個人隱匿行為，恐是問題所在。當務之急，衛福部應先檢討與時俱進的行政罰強度，立法院開議後也應優先處理防疫法制。
此外，可否將制裁強度從「行政罰」提升至「刑事罰」呢？這有諸多立法政策考量，各有利弊，在此暫且不表。但內政部長徐國勇在2月5日記者會上曾公開表示，若隱瞞健康狀況或故意寫錯資料，會觸犯偽造文書罪，內政部絕對依法辦理。
果真如此？分析可知，徐部長欲將隱匿者繩之以刑罰的誓言，現階段恐難實踐。首先，現行《傳染病防治法》固然有據實申報義務的規定，但對「申報不實」者，並無如環境三法（《空氣污染防制法》第54條、《水污染防治法》第35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的特別刑罰規定，因此必須回歸普通刑法。而《刑法》的偽造文書罪章，與系爭行為可能有關者，主要是《刑法》第214條的「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在公務員依行為人申報事項登載於職掌公文書之情形，行為人若明知不實事項，且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最高固然可處3年有期徒刑。
不過，暫且不論《刑法》第214條的其他成立要件問題，本條在我國實務上早已是「半休眠」狀態的規定，恐難適用於上開隱匿案例。原因是最高法院自73年台上字第1710號判例以來，率皆認為只要是公務員對於申報事項有實質查核真偽義務者，就排除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名之成立可能。由於出入境及防疫主管機關就民眾所申報旅遊史等事項，既有查核權限又有查核義務（寶瓶星號乘客旅遊史，不就是被查核出來的？），據此，依我國實務定見，單單這點就不可能論處偽造文書罪刑。
以上「查核義務排除說」，不當限縮《刑法》第214條的適用範圍，架空其規範保護目的，造成處罰漏洞（如李慶安雙重國籍案詐領1億餘元薪資案），雖學說不斷批評，但實務因循舊例，早已根深柢固，短期內也難以期待司法自行變更見解。此次疫情正好提供一個重新檢視司法實務的機會，徐部長的誓言與期待，若欲實踐，恐怕只有立法介入一途，考慮在第214條修法增列一項立法指示，順便一併彌補向來的處罰漏洞：不論公務員有無查核義務，皆無礙偽造犯罪成立。
附帶一提，德國《刑法》關於不實製作關於自己或他人健康狀況之證明，另有處罰規定，亦可作為我國《傳染病防治法》之修法參考。
簡單歸納以上立法選項：鑑於入境者據實申報在防疫環節上的重要性，應提升隱匿重要防疫資訊者的行政罰強度、檢討《刑法》第214條偽造文書罪規定並評估於《傳染病防治法》增訂重要防疫事項不實申報之刑罰制裁。
最後再次強調，刑罰終究是防疫的下游，上游正本清源才是上策。在全中國早已是疫區的警示下，兩岸仍有班機飛來飛去，我國醫療資源與防疫能力果真足以截堵病毒於境外嗎？請執政者再三思！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經濟刑法學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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