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須隨時對應疫病流行情況調整的專業防疫工作，竟與口罩是否足夠全民瘋狂搶購劃上等號。問題是，本生產給醫護人員的醫療口罩，忽然要提供給一群欠缺獨立思考，只會集體反射性行動的廣大民眾，缺貨絕對是必然。任何一件商品，都禁不起全民忽然搶購，一定出現缺貨。
從2013年SARS，2012年中東MERS與當前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及每年季節流感，從沒有科學證據顯示，全民戴上口罩對自身健康與整體國家防疫工作有任何幫助。相反的，全民搶購與公共場所人人戴上口罩，造成社會無謂的巨大恐慌，社會經濟活動全面停擺受挫，瘟疫沒打敗台灣，我們卻會被超乎現實的巨大集體恐慌打敗，社會經濟損失將極為驚人。
2003年SARS疫情一開始，就是被無知政客激化出不成比例的巨大恐慌（從馬英九市長與官員，在毫無SARS風險的市政府大廳，一字排開公開戴口罩舉行記者會揭開序幕開始）。馬前總統不僅完全未記取2003年教訓，竟在2020年重蹈覆轍，令人匪夷所思。當時一般發燒病人也都驚恐的蜂擁到醫院，因台灣每天都有10多萬人因感冒相關症狀就醫，不少人覺得自己可能得了SARS（99.99%以上當然都不是），這造成SARS真實病例辨識難度遽增，醫院防疫困難。
SARS巨大恐慌更在荒謬、無理的台北市立和平醫院封院後被全面引爆，900多位醫護人員毫無防疫科學道理的被強制囚禁在醫院中，當時和平醫護人人自危，舉白旗抗議，甚至還有家屬自殺，多條SARS病人生命也因封院後，連醫護也被巨大恐慌吞噬，醫院運作癱瘓而未受到適當照護而死，完全是錯誤政策殺人，這也是2003年台灣SARS病例致死率遠高於其他受SARS影響國家的主要原因。
當年不少醫院被恐慌激化，不敢、也不願收下任何一般發燒病人，錯誤地將發燒等同SARS，醫院正式通報給疾管局的SARS疑似病例，竟然超過9成8都不是SARS（卻全部要隔離，病床與醫護當然不夠），政府與醫療體系被迫對抗著想像中、完全超過基本疫病流行病事實百倍的恐慌假疫情（一般發燒病人），與被迫應付民眾瘋狂搶購口罩運動。政府額外編列500億元SARS特別預算，草木皆兵，我們總共隔離了16萬多人，平均每發現一位SARS可能病患我們隔離200多人，創下世界紀錄，遙遙領先第二名的新加坡好幾十倍。
當時醫療體系癱瘓，行政院還得撥醫師一天1萬元，護士一天5000元，照顧著98%根本為一般發燒病人的假SARS。當時台灣瘋狂程度在全球SARS受影響國僅見，不幸的是台灣社會似乎沒有學到教訓。
筆者發現從2003年SARS與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流行期間，不少台灣醫療專家都有「誇張疫情危急比賽」、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嫌疑，與最近WHO和美國CDC專家在預期民眾將有集體歇斯底里恐慌風險下的謹慎發言完全不同。台灣多數臨床醫療人員未受過良好的公共衛生與傳染病流行病學訓練，對當代進展快速的傳染病防治並不熟悉。重大疫情危機來臨時，不少人想充當救世主的心態可理解，但依然要負責、成熟的對個人英雄主義心態有所節制，不要以製造疫情恐慌刷專業存在感，應協助政府舒緩群眾過度的疫情恐慌。
日前有學者表示，台灣沒有社區傳染所以不須戴口罩，這只說對了一半。事實上，所謂「社區感染」並非一個在新興傳染病防治上有意義的專業名詞。病毒不分社區國界，一個傳染不會因是外來或本土（如台商太太返台傳給在台灣丈夫）而在防治上有所差異，一樣是快速隔離治療感染患者，追蹤觀察接觸者。
以人口比例來說，台灣人可能是全世界居住中國人數比例最高的國家，高達數十萬台灣人於中國就學、就業，即便未來發生返台發病並傳播給家人與社區接觸者，出現所謂「本土社區傳播」，台灣一樣就是保持警戒，不斷努力發現病例，迅速隔離就醫治療，觀察支持居家隔離接觸者，對所有曾到過疫區的返台民眾都要求居家隔離，這些傳統流行病學防疫方法，加上新生物科技應用等，絕對足以讓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不在台灣升溫，完全不須誇大幾例社區感染的重要性。
一般台灣人走在路上，搭乘公共運輸受到感染的機率，依然是低得接近於零，當然不須口罩。
坦白說，中國此次防疫力道，含極端暴力強硬的措施，在人類防疫史上前所未見，不少極端措施筆者完全不認同，各種社會經濟與人權踐踏的負面後座力將不容小覷。最後，台灣民眾想協助政府防疫，可能就是不要因小病上醫院，畢竟真有武漢肺炎，醫院絕對是感染者最先去的地方（醫院群聚感染最需警戒！），讓醫療衛生人力與防疫資源可真正專注在關鍵的防疫工作，而不是蠟燭兩頭燒，幫2000萬健康民眾找口罩，窮忙於這種跟當代防疫專業毫無關係的蠢事。
台北醫學大學教師、《 恐慌在政治瘟疫蔓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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