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與罪罰」思想源自西方猶太—基督教信仰。猶太文化長期就把病（sickness）與罪（sin）連在一起，疾病是個人犯罪行為所引起，也是上帝對個人的懲罰。《民數記》第12章記載上帝對米利暗的懲罰，讓其患上痲瘋病7天；或第16章提及以色列民犯罪，上帝降下瘟疫於其中皆是明證。
猶太人把疾病歸咎於罪，肇因於其性文化看法。猶太人性文化中，對身體的藐視表露無遺，如希伯來的「身體」（erwa）即隱含著「令人討厭」的意味。摩西律例有關死刑的16條罪罰，一半以上皆與性有所關聯，難怪《聖經》學者Rictor Norton認為猶太人的割禮是種象徵性切割男性生殖器的衛生學，因為猶太文化中男性的精液被認為是不潔淨的。
「病與罪罰」被教義化，源自第四世紀的奧古斯汀。在《上帝之城》書中，奧氏的確把天災或疾病的來源歸因於人的罪惡。當1348年黑死病傳入英國造成重大傷亡時，照歷史學家說法，很少人能夠在床上躺過3天。死亡襲擊整座城市、鄉鎮，甚至農村空無一人（很像今日武漢封城）。若從1555年倫敦主教John Hooper的講道篇，我們得知英國教會視當時的黑死病為天譴，是人類的罪惡所引起。甚至，還有歐洲人把黑死病的起因歸罪於猶太人，謠傳猶太人把蜘蛛、貓頭鷹等混合製成毒藥放入井中下毒所致。
另外，中世紀的教會對痲瘋病患者是採取驅離政策（很像今日中國各地對待武漢人民），首先由神甫們診斷是否痲瘋病？如果是，即給予套上一件黑色外套，並為之舉行驅離式，然後把痲瘋病者送往偏僻地方集中，任其自生自滅。照歷史學家說法，15世紀在德國及法國被神甫們診斷為痲瘋病者就高達1萬人。
說來也真諷刺，中世紀的教會對痲瘋病者是採取驅離政策，然對黑死病的侵襲卻束手無策，各自逃離（很像今日中國的高官們）。以1665年發生在倫敦的黑死病為例來說，據歷史學家的考證，大多數神職人員及醫生因害怕感染皆逃離倫敦，只留下13個帶有公職的醫護人員來照顧20萬的倫敦人。
這也使人想起1793年美國費城發生黃熱病（yellow fever）時，大多數的醫生及市民皆逃離該城市，然卻有一位基督徒醫生Benjamin Rush勇敢留下來照顧病患（非共產黨人）。此事蹟與存在主義小說家卡謬《鼠疫》（La Peste，又譯作《黑死病》）裡的Rieux醫生和Damien神父的勇敢事蹟是有異曲同工之處。
1984年明尼蘇達州的一位媽媽生下一對雙胞胎Jessica和Rebeca姊妹，由於早產需要輸血，在輸血過程中Jessica不幸感染AIDS。對此家庭來說，是一大打擊，何況不久前印第安那州有一小孩Ryan也因感染AIDS而被拒絕上學，甚至有的家庭由於不受社區歡迎也要被迫搬離。
此家庭在無助下最後請求教會牧師幫助。牧師甚表同情於是寫信給眾會友，請為此事代禱。最後教會不但接納Jessica這個家庭，也請專家學者來對社區人們教導有關AIDS的資訊，如抱抱小孩不會被感染等等。於是Jessica生病期間，不少教會信徒志願到此家庭幫忙照顧。雖然Jessica於1986年病逝，然此教會卻因此事件而愈發有愛心及信心。
當時服務於世界衛生組織的Janathan Mann，在一次有關AIDS的國際會議中說：「環球的傳染病已經來臨，而伴隨著傳染病而來的種族、宗教偏見、社會階級及國家主義也如同病毒一樣蔓延的快速。」
中國武漢肺炎疫情是一時代警訊：警告一個國家有否民主機制，以人民為重？警告一個國家，其社會緊急資訊是否公開、透明？警告窮兵黷武的國家有否私製生化武器威脅全球？警告一個國家人民的素質及飲食文化有否反思？當然，這也是警告著我們，我們是以悲憫或天譴看待身在苦難中的人們？
台南神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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