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0年代中期迄今，台灣實質薪資已停滯約20多年 ，而全球人才流向淨出口1.5%。 雖然Thomas Piketty所出版《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得到世界關注，我仍然必須指出，如同台灣這樣中等及中高所得的國家，日益嚴重的所得財富不均問題令人擔心，但更糟糕的是國家的相對所得和財富正在下降。我認為要患不均，而更要患寡、患貧、患不安。這是由於只要餅能做大，便可以藉由社會福利重分配，減緩所得財富不均的問題，然而當國家變得貧窮或不穩定時，政府是沒有任何力量撥亂反正的。因此，國家領導者在維護正義及公平的同時，也必須更關心全民的所得和財富問題，這是我強調的：王有仁義，然必曰利。
大體上來說，台灣薪資的停滯主要有4個潛在的原因：（1）外包（outsourcing）且直接投資（FDI）中國，（2）高等教育的過度擴張，（3）公部門薪資停滯，以及（4）追求壓低成本（cost-down）的企業文化。讓我逐一地說明這些因素。
一般認為自1992年起的外包和直接投資中國，為導致台灣薪資停滯的主要原因。這是因為中國的低勞動成本，造成台灣的薪資同時被反向連動（backward linkage）地壓制。這個論點雖然是合理的，但仍必須注意到，這個連動應只會影響到低技術勞工的薪資。由於高技術及低技術勞工這兩種勞工間的替代彈性極低（約為1.4-1.5），高技術勞工的薪資不應被影響太多。
接著是自1996年以來高等教育的過度擴張，對薪資停滯影響，應發生在中等技術勞工身上，類似自動化及機器人使用的影響。也就是說，將技職學校的人才錯置於中下程度的大學裡，會產生拉低中等技術勞工薪資的負面影響。這樣的解釋雖然很合理，而且我們也清楚教育系統的錯誤設計必須被修正，但由於高技術與中技術勞工之間較低的可替代性，仍然無法解釋高等技術勞工薪資的減緩。
再者，自1996年起的4位總統任內，公部門僅有3-4次明顯的薪資調升。透過勞動市場工資均等性的水平的連動，可以想見私部門的中、高技術勞工也只能獲得低的薪資待遇。此低薪的影響雖然是事實，但往往是無意還是有意的不被承認。此項政府自清反肥貓的政策並非是適當的做法。我想指出，藉由各種政府效率的測量，英國與新加坡總是優於其他國家。為什麼？因為他們的公部門員工會受到嚴格的績效監測，並且會影響到個人薪資與升遷獎勵（紅蘿蔔），或者導致降職與資遣（棒子）。你會介意讓有效率的肥貓為國家服務，使國家變得更好嗎？我一點也不。
最後，讓我們檢視壓低成本的企業文化，這也是我認為近20多年來台灣薪資停滯的最主要原因。為了了解大的架構，必須觀察到台灣不完整的產業轉型：自1980年以來，相較於先進國家，台灣的就業人口從製造業轉移至服務業的速度太慢，在1985-2000年期間，製造業的附加價值份額大幅度下降，同時不可忽略地，服務業的附加價值份額在2000年以後亦在下降。此種異常的產業轉型模式伴隨著製造業的生產力減緩，以及服務業創造就業、收入及成長的停滯，是對台灣經濟發展的一大隱憂。
在2016年，第二和第三級產業的月平均薪資（含薪水及加給）在745萬名員工中，僅約為4萬8800元台幣。而在其中兩項最大的子產業（製造業及零售批發業）的薪資，甚至更低（分別為4萬7300及4萬5400元）。薪資最高的兩者為電力供應業 （9萬4300）及金融保險業（8萬5400） ，而接著是ICT服務業及醫療健康服務業產業（分別為6萬7700及6萬5200元）。如下表所示，雖然製造業在1981-1997年間的平均薪資成長3.72%，服務業成長3.85%，但在1998-2015年間成長率卻相較更低，分別為1.44%及1.09%。而自1994年以來，大部分的產業，以低於他們的邊際勞動產出的薪水來支付其員工。
在1981-1997以及1998-2015兩段期間，勞工收入份額（labor income share）從51.3%下降至42.1%，資本折舊流量份額從11.2%翻倍至22.9%，未減去固定成本的營業毛利率（gross operative profit rate）從25.5%微幅上升至28.5%。
這解釋了為何薪資停滯，而產出卻仍持續地成長。雖然製造業的勞工收入份額預期會下降，服務業的勞工收入份額卻也令人驚訝地下降。
讓我們聚焦在2016年涵蓋至少25萬名員工的7項主要服務產業上：由大至小分別是零售批發、餐廳飯店、金融保險、支援服務（包括租賃、旅遊、經紀、保全、建築與辦公室服務）、醫療健康、運輸倉儲、以及專業技術服務。結果惟有支援服務業的勞工收入份額上升，從1981-1997年間的48.8%至1998-2015年間的68.4%。在餐廳/飯店、健康照護、專業服務業的勞工收入份額幾乎不變。而零售批發、金融保險、運輸倉儲服務業的勞工收入份額分別從48.1, 49.1 及 58.1%在這兩段期間下降至41.1, 46.6及47.9%。(請見下圖)
簡而言之，所有的證據都指出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了壓低成本的企業文化。這樣的現象在兩兆雙星的產業政策下更加惡化，並且營利事業所得稅從25%減至17%，亦減緩了藉由競爭而淘汰低生產效率企業的進程。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視之為台灣薪資停滯的主要因素。
在了解大架構及其中的緣由後，如何修正此薪資停滯的嚴重問題？我提出以下5點：
（1）建立正確的法律制度基礎，以及國家的穩定，讓優質的企業去投資、升級和成長，同時讓生產力較低的企業從市場中自然淘汰。（2）成立互動式平台及工業研究院2.0，讓企業精進軟技能，進而提升其績效、並從事消費者導向的服務產品創新，以進行完整的產業轉型。（3）重新建構技職及大學高等教育，以減緩人才的錯置。（4）認清「if you build, they may not come」 ，採用自由市場競爭優勝劣敗的方法，以避免資源的錯置。（5）以具誘因的報酬及懲罰機制，建立有效率的政府。
薪資停滯為台灣相對所得和財富正在下降的重要因素，但僅是台灣經濟窘境的一角。在全球市場競爭激烈、勞動需求不足、國內投資意願低落、產業轉型升級力道薄弱、而新創產業成效不佳的情況下，我真誠的希望政府領導人能輕政重商，藉以驅動台灣成功邁向新的經濟奇蹟。從而，我提出以下兩點大方向建議：
（1）政府應檢討強化我國高等教育、技職教育體系之弱化及斷層，縮短產學差距，在大學提供產業國際化所需菁英人才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有系統地積極培養各產業未來的領導人才。在科技預算分配上，必須配合未來的產業發展，予以適當的調配，避免嚴重失衡現象。在吸引人才的誘因機制上，全面性盤點、檢討由留學、移民、退休、社福到租稅等相關的人才政策，同時建立更開放的交換學生制度與移民法規。
（2）政府應扮演適當的角色非主導特定產業的發展，而是創造產業發展利基，導引我國具優勢產業成為世界級。政府應超越或避免純粹以研發或技術創新做為主要考量的產業政策，加強軟技能、高科技、醫療長照與金融服務，綜整創新機制、產業優質軟實力與創新時代的基礎建設。並重視學界、業界及政府三方所面臨之問題，建立一個類似早期工研院的組織（ITRI 2.0），其運作得以幫助驅動台灣的產業發展。
最後，我想分享一下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夢想。我們很多人生活都不富裕，我們沒有完全的寫作與言論自由，我們也沒有機會參與民主，而台灣的國際形勢正風雨飄搖。但是，我們在1970年代大學畢業時，因為有希望，眼是亮的，因為興奮自己的未來，臉會泛光，而因為有企圖心，頭是高的。不論是深造或是就業，我們都深信有希望，而我們也深信只要肯打拼，我們都會成功。現在，大家富裕了，有了自由民主。但是，我們的國家社會，卻虧欠了這一代和下幾代年輕人能作有希望的夢。這個夢，需要政府、民意代表與媒體共同構築完成。而這個希望，也是我在媒體前分享我的研究心得與政策建議的最終目標。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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