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文件揭美「學不會的教訓」（邱奕宏）

此外，阿富汗文件顯示，為獲得國內民眾的支持，美國政府蓄意營造戰事成功及勝利在望的假象。這些文件透露，不論是總統、國會議員、政府官員或軍方將領的公開說法，皆與其在私下看法相互牴觸，而刻意用正面表述來蒙蔽美國民眾，以遮掩戰事失利的事實。另一方面，政府報告則刻意扭曲或操縱統計數據來美化戰爭成果，並刻意忽略阿富汗政府的貪腐及援助竊取行為，這些做法都使得美國民眾持續遭受欺騙。
美國Tufts大學國際法教授格蘭農（Glennon）在他一篇名為「國家安全與雙重政府」（National Security and Double Government）的論文中即指出，由於美國的國家安全政策是由一群掌管不同部門與機構的執行官員所構成的國安網絡所界定。此國安網絡僅對他們在美國政治體系內的結構性誘因有所回應，而且大都在《憲法》限制與公眾視線外運作。在此情況下原本應制衡行政部門的司法規範變得無關緊要、國會監督變得失去功能，甚至總統的控制皆僅成為名存實亡。
於是國安社群自成為一個封閉而無須被究責的政府深層結構，而導致美國在對外關係上經常重複失敗的政策，而無法作出徹底的改變。儘管表面上美國是三權分立的有限政府，但實際在國安政策與對外關係上，行政權的權力、組織、資源與專業度遠勝過司法權與立法權，致使司法的審判必須仰賴行政部門的專業判斷，立法權的監督與預算審核必須依靠行政部門的資訊來源，這使得麥迪遜式（Madisonian）的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政府結構成為一個欺騙大眾的假象。
實際上由這群無須民選、無須負責的高層國安官員所構成的網絡才是真正主導國安外交政策的決策者。此一形式的政府結構被稱為杜魯門式（Trumanite）網絡，因為美國的國安體系組織是在1947年杜魯門政府所制定的《國家安全法》所建立。此雙重政府的運行與衝突界定了美國自二戰後在戰略與外交政策上的成敗，也說明了其經常重蹈覆轍的原因。

阿富汗文件暴露的不僅是歷屆美國政府對美國民眾的欺瞞與誤導，而更凸顯其無法從越戰失敗中獲取教訓的慘痛事實。這「無法記取教訓」的癥結在於美國外交決策是由封閉的國安官員網絡所構成的政府結構來主導，而不受三權分立的政府結構所制衡與監督。《華郵》揭開的內幕僅是再次暴露出美國外交政策的深層結構性失衡。

交通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副教授、傅爾布萊特（Fulbright）學人，現為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