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同年5月22日，趙紫陽以國務院信箋正式回函稱：「很讚揚同學們基於自己的責任感對祖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維護香港穩定繁榮所表達的真誠意願……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
兩封函件的歷史意義在於，形式上，這是中共高層與香港民間組織、學生代表的直接互動。內容和精神上，代表香港本土新一代菁英與知識份子，接受香港的主權屬於全體中國人，將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此主權、政權認知之上，趙紫陽讚賞由港人行使治權的主張。
須知道，即便在大半年後公布的《中英聯合聲明》也沒有香港將實行普選的承諾。從歷史脈絡上看，香港民間代表，與「八九六四」前的中共領導層，在「主權—政權—治權」三層架構上的互信，是1997年7月1日後，香港政制將朝普選邁進的根源。
而趙紫陽與港大學生會互通信函，即成為上述脈絡的歷史定格。無論對中共黨史還是香港回歸史而言，相關函件，特別是趙氏回函，都是重要歷史文物。對於1000平方公里、小小的香港而言，這不只是讓當時人心安定的其中一種憑藉；同時，也意謂著已然相當富裕的香港，有可能實現「主權」與「民權」的統合。在相當程度上，形同「民族—民權—民生」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同時也是孫文成長、求學之處重合。
有意思的是，1970、1980年代香港進入社會經濟發展黃金時代，人均可支配收入逐步超越再拋離英國本土。在物質生活趨於現代化、國際化之際，由流行文化、通俗文化反映的中國人意識，卻絲毫沒有淡化。可以說，民間中國、文化中國，進一步在經濟騰飛的1970、1980年代香港形成。
由於當時的大陸仍然封閉、貧弱，香港形成有別於西方的本土文化自信，主要是受到日本、東亞四小龍，尤其是台灣影響。蔣經國雖然以「一國良制」巧妙回應了「一國兩制」，然而，其治下的台灣，以經濟實力、文化魅力向外擴散，卻意外地在香港形成有利「民主回歸論」的氣氛。
1979年台美斷交，以及此前北京取代聯合國當中台北的席次，固然是兩蔣在島內外戮力建設文化中國的政治緣由。然則，香港民情、政情，畢竟並不直接牽扯進兩岸在國際社會代表性的角力當中，卻仍然投入了1970、1980年代明顯有別於大陸的文化中國、民間中國事業當中。
以「李小龍」現象為代表，有近30年時間，民族英雄傳奇成為香港通俗文化主流。這一點，從李小龍飾演的陳真、到李連杰《霍元甲》、乃至甄子丹《葉問》，都處於同一流行文化歷史脈絡之中。而這股潮流的高峰，正涵蓋了1970到1990年代，香港回歸中國的歷程。
當然，除了亞洲與歐洲的對比，也有台、港、澳及海外華社，與中國本土（China Proper）的對比。和1950、1960年代的歷次政治運動不同，1966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不只在政經、科研層面，更是全面的民族浩劫、文化大災難。當時台、港文化人的憂患意識，明顯來自內憂，而非外患。
而1970、1980年代台、港在物質生活、流行文化的豐盛，更映照出中國大陸的悲愴。而最終，鄧麗君《中華民國（族）頌》、鳳飛飛《我是中國人》、侯德建《龍的傳人》，直接催生了黃霑填詞、張明敏主唱《我的中國心》。而張明敏也成為1980年代，首個到大陸春晚演出的香港歌星。
作為香港1970年代以降，本土粵語流行文化舵手的黃霑，以《我的中國心》重新與「開放改革」之初的大陸連結，別具歷史意義。為何在日趨繁榮、現代化的當時，台、港影視、流行音樂，乃至動漫、通俗文學出現濃烈又互相影響的中國風，其實很值得兩地學界、媒體好好關注、深入分析。
事實上，這股文化氛圍的聚與散，既是不同前因後果、內緣外因交集而成；同時，也可由此以小見大—愚以為，從中得以預視者，不只是兩岸三地互動前景，也包括中國在未來世界的定位與作用。
聚焦香港，除卻冷戰決戰階段，「中—美—蘇」大戰略互動外，「民主」與「回歸」兩大元素的有機結合，也讓由當時香港新一代菁英—如教師、學者、社工、律師組成的「民主回歸派」，成為主權移交的助力而非阻力。
然而，台、港共享的經濟成果、文化傳統，只是「民主回歸論」形成前的社會氛圍，或曰其孵化條件；真正能夠穩定香港民心者，必然是作為中國主體——大陸地區的全面現代化。在這當中，政治現化化—「民主」自然是重中之重。
對於1980年代初，「民主回歸論」成形之際的港人而言，兩岸三地將從不同的歷史坐標，朝著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均富的方向前進。同向不同步，或同向不同路，並不阻止時人對美好國家的共同想像。
假如說「八九六四」和趙紫陽的下場，是大陸「開放改革」進入瓶頸的陣痛，那麼，整整30年過去了，北京有在上述五個方面，給予台、港新一代現代文明強國的共同想像嗎？兩岸三地同文同種乃歷史事實，毋庸否認。然則，共同過去從來不是現代國家聚合的關鍵與根本；否則，語言、種族、宗教多元的歐、美、澳諸國，又如何在文化層面不斷壯大？
從1960到1980年，傳統文化和民族意識，成為中國認同在陸、台、港最後，也最關鍵的連接。然而，北京是否擁抱普世價值，進入現代政治文化主流，則決定香港分離主義的盛衰。
趙紫陽與筆者一代港人塵緣早盡，傳統文化底蘊，與大陸社會、情感聯繫本就薄弱的千禧世代逐一成年。「民主」的消散，意謂著「回歸」的消散。「一國兩制」從來不是建立在庸俗的「河水不犯井水」，而是從此岸到彼岸—亦即「一國良制」之上。
想念的不是1980年代本身，而是當年那個港人相信的「中國夢」。2015年「傘運」（佔中）後的維園，港人已放棄齊唱羅文《中國夢》的傳統，筆者也從此告別了「六四燭光晚會」。
吾輩不可能放棄中國人身分，但憐恤新一代對香港社會前景的焦躁與憤懣。孰令致之？今天習近平提出以富國強兵為本的《中國夢》不能說錯，然而，和港人從昨天到今天到明天的構想，又相差幾何？
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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