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你為了裝修自家房屋而去市政府申請建築許可,承辦人員表示,由於申請案件數量龐大,工作人員需要長達9個月才能核發,但如果你給她100美元,就能優先處理。此時你的腦海中可能浮現許多問題:我該付錢來加快作業速度嗎?我的親朋好友也會這麼做嗎?然而,你可能不會好奇,遇到這樣的要求,是否會影響人們之後的道德決策,這正是行為學家探究貪腐風氣究竟如何散播時,想了解的問題。
依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估計,涉及貪腐行為的利益交換金額每年達一兆美元。2018年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報告指稱,在分數從0(高度腐敗)∼100(非常清廉)的一份量表中,他們調查的180個國家有超過2/3得分低於50。重大醜聞經常成為全球頭條新聞,例如巴西的建築公司Odebrecht在2016年承認,曾支付給12個國家的政客及官員超過7億美元的賄款,在少數人之間利益交換、施以小惠的小額貪污也非常普遍。
貪腐,無論涉及的利益多寡,都會阻礙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了解賄賂背後的心理學因素,可能有助於解決問題。令人不安的是,我們的研究顯示,光是接觸到貪腐的經驗,當下就已經啟動了貪腐。
假設你拒絕市府人員的索賄要求,這個經驗對你之後遭遇道德兩難時所採取的回應有何影響?我們與行為學家齊塔克(Vladimir Chituc)、尼科爾斯(Aaron Nichols)、曼恩(Heather Mann)、坎貝爾(Troy Campbell)和米齊帝斯(Panagiotis Mitkidis)合作進行實驗室研究。
我們邀請受試者到行為實驗室,玩擲虛擬骰子以獲取報酬的遊戲,每位受試者都知道,能依據擲骰結果獲得獎金;然而實際進行時,受試者可能為了賺更多獎金而謊報擲骰結果。因此所有受試者都面臨了天人交戰:按規則玩遊戲,或不誠實以獲得更多獎金;我們以這樣的設定去評估,當個人做出涉及道德的決策時,如何平衡外部與內在(心理上的)報酬。
我們進行了三項試驗,共計349位受試者。在前兩項中,一些受試者有機會可支付2美元轉換到高報酬組,其中有85%付了賄款。在試驗中,我們觀察到,接觸索賄組後參與的遊戲中,受試者說謊的情形比未接觸索賄組嚴重。
此外,當我們把賄款提高到12美元時,有82%的人拒絕了這項提議,拒絕行賄者的樣本數變多,但是,即使僅分析這群看來是謹守道德者,接觸索賄組受試者的說謊情況比未接觸組多。綜合結果看來,光是有行賄機會就足以侵蝕個人的道德品行,使他們在隨後的道德決策中表現得較不誠實。
研究顯示,賄賂就像傳染病,只靠接觸就能在個體間迅速傳播,一段時間後將益發難以控制。這是因為社會規範(人們認為正常、可接受的行為模式)影響人們在眾多情境下的行為模式,包括涉及道德兩難的行為。
2009年,本文作者艾瑞利與行為學家吉諾(Francesca Gino)與阿亞爾(Shahar Ayal)利用兩項實驗室研究探討人們的道德決策,結果發現:當人們發現團體內有成員不誠實時(一位考試作弊的學生刻意穿學校T恤,讓人以為他是同校學生),他們也表現得不誠實;相反地,如果看到的情況是外來成員(穿競爭學校T恤的學生)不誠實,這些人反而會表現得更誠實。
但社會規範也因文化而異,人們會藉由觀察群體中他人的行為,來學習社會期望與規則並強化行為。因此,在經常可看到旁人透過行賄以獲取優惠待遇的國家,人們會認為行賄是社會可接受的行為。時間越久,不誠實即成為「行事的門道」。
有趣的是,我們與行為學家曼恩、何納夫(Lars Hornuf)和塔夫特(Juan Tafurt)於2016年針對2179 位在美國、哥倫比亞、葡萄牙、德國和中國土生土長的居民,運用類似我們在賄賂研究中設計的遊戲進行研究,發現人們的欺騙行為恰好維持在一個限度內,在高度貪腐的國家(例如哥倫比亞),騙子貪腐印象指數並沒有比相對清廉的國家(例如德國)多。
但是,為什麼不同國家的貪腐與賄賂程度,差異這麼大呢?2007年經濟學家費斯曼(Raymond Fisman)與米圭爾(Edward Miguel)研究指出,居住在美國紐約曼哈頓區的聯合國外交官違規停車,來自高度貪腐國家的外交官積欠違停罰款較多,但如果執法單位有權沒收違規者的外交車牌,未繳違停罰款的情況大幅減少,研究顯示,文化規範與執法都是形塑道德行為的重要因素。
至於賄賂交易牽涉的心理機制是什麼呢?行為經濟學家倪齊(Uri Gneezy)等學者探討收賄行為背後的心理學,他們召募573位受試者,3人一組,其中2人必須靠著編寫笑話競爭獎品,由第3位選出優勝者。撰寫笑話的人可以在提交參賽作品時,在信封裡放5美元來賄賂裁判。
倪齊和同事探討了裁判的反應及收賄行為如何扭曲他們的判斷,發現如果裁判只能收下優勝者的賄款,那麼收賄會扭曲他們的判斷,但若無論誰獲勝,裁判都能收下賄款,賄賂行為就不影響決定。這項研究顯示,人們因為賄賂而動搖,出發點是自我利益,而不是為了想回報付他賄款的人。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柯比斯(Nils Kobis),2017年和同事以實驗測試他們的假設:嚴重貪腐是經由一連串越演越烈的不誠實行為逐漸演變而成。他們從四項實驗中發現,受試者若有靠不道德行為大撈一筆的突來機會(只需昧著良心一次就能獲得巨額回報,而不是給予多次機會,但每次回報不多),更可能做出違反道德之舉。
正如研究人員下的結論:「有時,貪腐之路是一步落入萬丈深淵,而不是逐漸沉淪。」我們認為探討心理根源非常重要,有三個領域亟需進一步探究。首先,必須更周延解釋促使人們索賄的原因,影響收賄或不收賄選擇的因素為何?第二,賄賂的後果會是什麼?顯然,賄賂及更廣泛的不誠實行為具傳染性,但未來研究可探討時間長短及不同地域對賄賂的長期影響:若人們不斷接觸到賄賂情況,會發生什麼事?減少賄賂最有效的干預措施是什麼?
市政府人員的索賄要求看起來可能微不足道,或會被視為獨立事件,但可悲的是,光是一次賄賂提議,就會影響索賄者和行賄者。這種骨牌效應會隨著時間影響更多人,迅速傳遍整個社會,如果不加以防範,不誠實文化將落地生根。
國際透明組織每年都會透過民意調查及專家評估,以一項0∼100分的貪腐量表為各國排名。本圖表顯示2012∼2018年這些國家的排名變化,並標註最貪腐和最清廉的國家,以及貪腐程度變化最大的一些國家。
不誠實程度可能以驚人速度惡化,但在清廉國家則相對平穩。奇怪的是,行為學研究顯示,無論各國實際貪腐程度如何,個人展現不誠實行為的傾向在不同國家卻大致相同。
艾瑞利(Dan Ariely)
美國杜克大學 心理學及行為經濟學教授
賈西亞-拉達(Ximena Garcia-Rada)
美國哈佛商學院 市場行銷博士候選人
林慧珍
更多內容,詳見《科學人》2019年第212期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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