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機場訊號不好，我到達T2離境通道時，才知道那邊已經給重重行李車和人牆包圍。我嘗試跟前線的人溝通，轉達她們的航班沒有取消，可否讓她們通過。但前線的人態度堅決，我惟有與那兩個女生又跑回T1（第一航廈）的櫃檯嘗試改航班。
沿途她們跟我說，她們理解我們的訴求，但覺得自己和香港萍水相逢也被影響到，很不合理。接著她們又說，自己一直相信香港的示威者都是理性的，也一直和身邊人如此說，但經過今天這樣的過程後，她們無法說謊，再為香港人講好說話。
在肯定她們都不能如期上機後，我陪她們走到人較少的角落，慢慢由第一次遊行的故事開始說起，解釋如果不是政府一直不回應，不會發生到群眾選擇這麼大規模影響香港經濟（高官唯一注重的事）的方法。
她們算是已經覺醒的大陸人，我每次說我們不想香港變成大陸那樣齷齪的地方，她們都點點頭表示同意。她們的淚水和怒氣慢慢止住，我再跟她們道歉，希望她們都能理解我們的初衷。
我理解所有運動都會帶來collateral damage（間接傷害），本著不割蓆的心態，縱然我不認同主動堵住離境大堂，無差別不讓旅客登上已經check-in（報到）的航機，我也不會分化和責罵批評他們。但作為未來的醫者，我不能說服自己，被影響的旅客都是微不足道，可以概括成整場運動的一堆數字。
晚上我已離開機場，而且看見機場情況越趨失控。我只希望在場有和理非的、英語或普通話比較流利的、態度好的，主動跟受影響的旅客解釋整場運動緣由。因為我們希望別人同情我們的狀況、為我們發聲的同時，我們也應理解他們滯留他鄉、無覺好睡的苦處。
有人說他們自找的，要為國際社會的沉默負責；捫心自問，我們曾幾何時又為遠在他方的蘇丹、敘利亞發聲？如果現場物資不缺的話，希望在場示威者也能主動釋出善意，分發給被耽擱的旅客，這是我們最起碼能做，減低collateral damage和把焦點對準政權（政府置滯留機場的旅客於不顧，比自然災害時的災民更慘！）的方法。
同時希望批評者體諒，正因為現場沒有「大台」，才會有不少未盡完善的地方。也正因如此，才證明了現場者並非受背後高人指點，我們都是青澀的新手，很多還懷著自2014年失敗的傷痕。如果我們整場運動沒有半點瑕疵，那才是最不合理的事。
執筆之時，有現場抗爭者寫了一封公開道歉信，讓我在此引一段：「自6月以來，香港人經歷了這段充滿恐懼不公的時間，很多人都感到身心俱疲，成了驚弓之鳥。抗爭者在13日被長期的精神壓力及現場激烈的牽扯挑撥下，作出的過激反應，讓我們感到痛心和無奈。」提出異見已經預計了會招來負評，我不是割蓆，只希望大家保持理性，對準政權，別讓整場運動失焦。
一個香港醫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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