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長不重視：反貪腐政策或機制的推動，首長最為重要；如果首長不支持，反貪腐政策就不容易推動。所謂首長包括總統、立法院長、議長等，甚至民代自主性高，若有民代願意發動或連署，也可能引起重視。首長重視固然是重要因素，但非唯一因素，或仍存在下列障礙。
二、資訊不透明：依起訴或判決書的內容，我們知道具有貪瀆結果的事證，但我們不知道整個流程經過。簡單說，貪瀆案件的發生不會是一天或兩天；而經常是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累積所發生。因此，如果我們能釐清民代貪瀆行為最初如何發生，就可設計預警資訊；或可在適當時機作某程度的（行政）介入，也許就不會發生這麼嚴重的貪瀆（行為）問題。或者，愈是不透明，愈可能存在模糊地帶或上下其手的空間。
三、民意機關不願意：因為民意機關存在極大的工作自主性，愈是透明的結果，可能降低民意代表或幕僚人員的工作自主性。所以他們當然不願意受「行政管制」，只願「自主治理」。但也因為民意機關自主廉政治理成效不彰，才會出現貪瀆問題。我們既然知道民意機關不願意，就得思考如何讓他們願意接受或發展更透明的「防貪機制」，或者不管民意機關願不願意，都應接受民意機關建構「反貪腐」機制。
四、選民不重視：民意機關之所以不重視反貪腐機制的建立，主要也因為選民不重視這議題；或目前制度文化存在許多盲點，使得民意機關的反貪腐機制無法建構。但如果選民願意重視，或願在非營性組織推動下，認同與推動反貪腐機制的建立也是可行。若能在選前就推動反貪腐公約連署或簽署，並讓候選人都能簽署「反貪腐」公約，是可行的方式之一。
目前民意機關是所有政府部門唯一未設政風單位的機關，是否要設是另一個議題。重點在於防貪機制或政策的欠缺才是問題所在，而關鍵則在於能否掃除或克服前述障礙。
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台灣透明組織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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