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發展，就是消費者發現無法訂票、公司對外宣稱系統故障、政府單位出面否認倒閉傳聞；然後，我收到學姊的訊息，告知明日航班全面停飛；當晚，我在站內群組裡提醒多是新人的同事們，隔日可能會遇到很多撲空、前來質問的旅客，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隔日，當時的董事長召開記者會，對外宣布解散消息，於是，我們開始倒數，準備迎接失業。
沒有電影裡演的什麼「公司的一封信」，或是主管召集大家「宣布沉痛的消息」，無論空勤、地勤還是內勤，除了少數知情的主管，我們都是藉由電視新聞才知道；甚至連我們派在各外站的業務，都是在前一天以「緊急會議」的形式召回；還有我們當天執勤的機組人員，到了落地開艙門才知道。
此時，全公司應該沒有人比客服和地勤的壓力更大了，因為我們不但要在第一線面對未知的旅客情緒，下班後得面對四方的慰問關心，而總公司和各大機場櫃檯前，還有一字排開的各家媒體攝影機，就等著旅客暴走、員工崩潰，而我們其實所能等到的，只有失業。
我始終忘不掉，在松山機場服務的我，遇到一位韓國籍媽媽，她牽著孩子、推著行李車，在傍晚時分從國際線入境大廳走到我們辦公室前，用不流利的英文，以及手上的訂位證明，問我該去哪裡搭乘飛往花蓮的航班；我試圖用英文向她解釋，但因為溝通不良，於是她撥了電話給能講中文的朋友，希望能居中充當翻譯；我接過電話，請他幫忙轉告：「我會幫她們查好火車時刻，寫在紙條上，帶她們去搭計程車並交代司機要去台北車站，還有，請幫我轉達，對不起，我們公司倒了。」
一間公司的營運，必然會有著基層員工難以理解的決策，但是，也不能保證在掌握管理權的董事會裡，服務現場的困擾與心聲，就能真實而完整地被傳達到每一位擁有投票權的董事耳裡。
因此，當看到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提出訴求希望「開放勞工參與公司治理，提供經營必要資訊，例如工會參與推派獨立董事或增設勞工董事」時，我完全可以理解她們的苦心，以及這項訴求對於勞工的意義。
試想，如果董事會裡有工會參與推派的獨董或勞工董事，亦或是交通部公告的「公益獨董」，不但可以在公司出現經營危機或徵兆前，適時讓資訊公開透明，或至少讓權責主管機關掌握，甚至讓有心隱瞞的經營人士有所忌憚；往正面想，此席董事也能因為其獨立身分，在公司與工會之間擔任溝通的橋樑，比起單純由官員試圖介入也更自然，在在都是保障勞工、保護消費者的預防措施。
當然，我也明白，即使有了一席由工會參與而推派的董事，在少數服從多數的董事會運作機制裡，其實很難有絕對的影響力；但是，這席董事所能帶來的實質意義，將會是經營必要資訊有機會讓一直被認為是一家人的員工知曉，也有機會讓員工在第一線面對的情況能真實地傳達到決策者們，正如同即使你只擁有幾張股票，依然有權參與股東大會、依然有權發言；而即使在現行法規裡，並未強制要求民營企業設置此種職位，也不代表我們不能在基於前述有助於公司營運透明、員工權益保障的前提下，讓整體社會更進一步啊！
如果工會參與推派的董事難以實質影響董事會決策，那麼公司為何要悍然拒絕？反之，如果公司是認為此舉將影響他們在董事會裡的地位，那麼，我們是不是做對了什麼？
前復興航空台北站地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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