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參與六四民運，成當局的頭號通緝犯。
民運領袖王丹
1989年6月4日發生的大屠殺是一個人類的悲劇，在那以後，中共當局徹底放棄了政治改革。到今天，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已經成了對抗西方的反民主陣營的先鋒，中共已經成為西方文明的威脅。如果說，30年後，美國和西方國家能夠從1989年那場悲劇中吸取到什麼教訓的話，那就是：或許，現在我們都不要再天真了。
我是一個沾枕即眠的人，但每每到了（六四）紀念日前幾個月，總是睡不好，焦躁不安，夜夜難眠，濃濃的負罪感跟內疚塞滿心頭，我們都有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我一直背負著作為倖存者的罪惡感，也許若不是聽了我的演講受感召，他們（六四事件罹難者）還會活著。
吾爾開希（中）1989年與夥伴在天安門合影。
如果香港不抗爭的話，30年前的六四隨時都有可能在香港重演。中共會藉由各種方式來加強他們的統治控制及專制，但其實北京政府是欺軟怕硬的，因此如果有大規模的反抗，再加上國際的壓力，他們也會根據形勢而靈活地讓步，所以香港除了彼此需要團結之外，還需要結合更多的國際力量。
封從德（中）和前妻柴玲（右）皆參與六四。蔡淑芳提供
無庸置疑，舉世都受到中國學生的勇氣感動，八九學運啟發全世界公民。天安門事件肯定改變死者家屬的一生，我真誠相信中國政府與人民都不希望同類事件再次發生。到今天，我認為雙方到了針對1989年事件尋求共識的時候。中國領導人應公布示威者與軍人的死亡及失蹤者名單，才能讓死者安息。
韋德納（左）1989年與另名記者劉香成（中）見證六四事件。翻攝德國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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