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過去了，這套以恐懼為基礎的社會控制體系不斷精進、變得更加綿密細緻。中國政府藉由操弄政治資訊來控制中國人民的思想與社會行為：人民恐懼跨越政治紅線後可能帶來的負面結果，卻不清楚政府設下的政治紅線到底在何處，便只能藉由自我審查、謹言慎行、遠離社會自主運動來自保。 「六四體制」成功地將絕大多數中國人民阻絕在公共事務的禁區之外，因為他們從未減少對政治的恐懼。
時至今日，習近平政府的內部維穩經費年年升高，北京不只迫害主張自由主義的異議人士（即中國語境中的「右派」，例如劉曉波），也以扶貧與反恐的名義任意拘留高達數十萬（有海外專家甚至估計超過百萬）的維吾爾族人士，甚至還壓迫那些受到馬克思主義啟發的左派工人維權團體，而各大專院校的教師則要擔心密布校園、由學生擔任的「信息員」會秘密舉報他們課堂上批評時政的言論。
然而操弄恐懼的政治成本十分高昂，也容易造成民怨反彈與國際社會的責難，勢必要付出相當大的名聲代價。「六四體制」控制社會的另一途徑則是迫使人民刻意遺忘他們曾經擁有的自主性與反抗壓迫的能力。恐懼感只會讓人不情願地放棄抵抗，但是遺忘（或全然的無知）卻使人甚至不知道反抗的能力與意義，兩相比較，後者的政治成本顯然更加低廉，較不血腥，也較能長久運作。
六四之後的中國政府，一面鎮壓民主運動人士，一面主導對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歷史詮釋，意欲排除抹滅所有與官方說法不一致的記憶。同時，中國政府也重新強調思想與宣傳工作的重要性，並全面推展各階層的愛國主義教育。傳播媒體、教研機構、文化娛樂產業、甚至體育活動，都被重新置於中共意識形態與統戰系統的緊箍咒下，成為宣導並美化官方立場的喉舌。
媒體市場的商業化與網際網路的興起，在本世紀初曾給中國社會帶來些微的審慎樂觀氣氛。當時的中國社會觀察者，認為多元的聲音與社會自主力量將藉由商業互聯網的管道而傳散並串聯，形成改變專制體制的社會壓力。然而今天中共當局已將資通訊科技牢牢掌握在手上，市場極權體系的必要條件已悄然成形。
習近平政府在過去的6年已相當成功地壓抑網路公共知識份子批判政府的聲量，而附隨中共的宣傳機構更大舉進佔中國社群媒體陣地（例如微博與微信），形成了能夠在短時間內洗掉批判聲音、並置入支持政府立場的海量貼文（即所謂的「主流價值」）的網路媒體生態系。當8億3000萬中國網民沉浸在強國愛黨宣傳與消費娛樂資訊的汪洋大海之中，社會不公與政治獨裁問題便被拋諸腦後，遺忘與無知成為世道主流。
但是「六四體制」馴化中國社會最有成效的方法，既非恐懼也非遺忘，而是經濟制約。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重新啟動停滯3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此後中國政府實施一連串具有濃厚新自由主義意味、且對社會影響極深遠的經濟市場化改革（例如針對國有企業的整頓），並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以外貿為主的經濟活動快速增長，民間工商產業活力受到鼓舞而急遽增加，人民致富的心態獲得政府的肯定與法規的保障。這猶如政府與社會之間進行了一份不行諸於文字的交易：只要人民不碰政治活動，不要求政治體制改革，政府便允許人民從事商業活動，積累財產與享受物質生活帶來的益處與便利。
人民在政治上仍然極度弱勢，但在經濟上則有相當程度的自主。而中國政府致力於提升關鍵基礎設施（例如電力網路、光纖網路、高鐵）的建設與普及，也確實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品質，這些經濟社會發展上的施政成績形成中國社會給予中共政府正當性的物質基礎。人民習於經濟社會高速發展帶來的益處，也就傾向同意中國政府「不可破壞政治體制與社會穩定」的說法。
時至今日，中國人民已不能離開互聯網提供的電子商務與大數據模式交易，他們的生活已然被正在降臨的市場極權體系所高度制約。一個被馴化的社會也不令人意外地會接受政府即將於2020年在中國全面實施的社會信用體系；當其他社會難以接受這套試圖給人民行為全面評分的大數據監控系統，中國人民（特別是受過良好教育，經濟條件良好，居住在城市的人們）卻高度認同中國政府推廣社會信用體系的理由與做法。
六四事件撒下了長長的體制陰影，而中國社會不只仍被籠罩在那個陰影之中，中國人民的集體心態也被「六四體制」所深刻重構與制約。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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