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己的例子，即便不能說是通例，也並非是個案。「國際貨幣基金會」在2015年有一份很可能是歷年涉及最多國家（159個）與最長期間（達32年）的研究報告，發現高所得階層佔所得比例愈高，經濟成長愈低，反之愈高；前20%的高所得之所得比例增加1%，其後5年內GDP成長降低0.08%，假使沒有公權力的調整，經濟成長果實無法往下滴。反之，前述報告指出，最後20%低所得階級的收入比例，若能增加1%，則GDP增加0.38%。
《經濟學人》周刊年初的報導，也有類似的發現：法國稅收佔高達GDP的57%，但該國過去11年（2007年至2017年）的家戶實質所得，成長了8%，卻又遠高於大多數富裕的國家。
但是，假使僅靠租稅，貧富差距的降低，還是有限。南韓的商學院教授張夏成說，該國在1990年用於社會福利支出的比例，僅佔GDP的2.8%，到了2014年，已經有10.4%（台灣約2.5%），但經濟不平等仍高，是35個相對富裕的OECD會員國的後段班（第29）。因此，他認為，南韓政府必須要由企業的薪資政策著手，要能同工同酬，減少約聘、派遣……等非典型勞動的人口，才能進一步消除不公正的現象。同理，台灣7年前這類就業人數將近74萬，去年增加到了81萬多，假使不在雇用制度用心，如果不能降低同工不同酬，乃至於設定CEO最高與一般員工薪資的差距（柏拉圖說4倍，行家J. P. Morgan說是20倍），則分配日趨不公正的現象，就不能更大程度的改善。
郭台銘似乎還沒有談到同工同酬及薪資高低落差的政策，但他說「課富人稅」是正確的。事實上，近年來，從財經人至政治人，這類呼聲及主張從未間斷，儼然成為風潮。
皮凱提（T. Piketty）最知名，但絕對不僅於此，罹患重症後的阿特金森（A. Atkinson）最後一本（2015年出版）貢獻世人的著作《扭轉貧富不均》，以及去年的《2018世界不平等報告》書，也都再次重申賦稅手段不是萬能，但仍是扭轉貧富擴大，挽回人心的不能或缺的手段。年初，即將參選美國總統大選、自稱是「徹底資本主義者」的華倫（E. Warren）參議員說，財富超過5000萬與10億美元的家戶，1年應當另貢獻2%與3%的財富稅，正是呼應之聲。
台灣有郭董做此呼籲，完全正確，輿論理當促其落實，至少敦促他放大這個議題成為總統大選的重要辯論項目。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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