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目前台灣社會福利的結構，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出現了不同的需要，原來制度運行不通的情況已是越來越常看見了。寄養家庭不足這樣的例子只是其中之一，社會結構因此與過去不同，許多改變於是出現。
第一個改變是貧富差距的拉大，弱化了中產階級的能力。台灣中產階級經濟能力的下降，不只造成中產階級社會影響力下降，社會參與感下降，同時也沒有多餘的經濟能力去支持他們認同的活動。這些年來社會福利組織募款越來越困難，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小額請款迅速下降的結果。
第二個改變是經濟所造成政府資源越來越不足，因此出現了削足適履的現象。以寄養家庭制度來說，衛福部去年調高了寄養服務費，從每個月新台幣2萬1000元增加到2萬3000元，但這樣的調整確實無法應付目前飆漲的物價，自然沒辦法吸引足夠家庭的投入。許多寄養家庭都是從傳統的愛心出發，但是如果沒有基本的經濟基礎，還是很難讓人們能夠在長期的照顧中持續下去。
第三點則是政府經費的不足和民間捐款的不足而間接造成的。當非營利組織越來越依賴政府的專案，政府的辦事人員和相關制度不知不覺也就開始姿態越來越高，於是對寄養家庭的要求開始增高，對承接政府專案的民間社會福利組織也開始加以越來越多的設限和干預。
去年世界展望會長期承接的113專線就是一個例子。這個負責家暴、兒虐和性侵的緊急通報系統，接聽專線的社工，每天要密集地聽到電話另一邊充滿創傷的緊急呼救，造成個人代替性創傷不堪負荷而提早離職的社工比例是相當高的。在這個時候，成熟的督導系統是第一線社工主要的照顧方式。偏偏政府的補助一度以經費不足的理由，將兩個督導的編制砍成一個，讓整個原本就快要累垮的制度，忽然出現了最後的一根稻草，果真就整個垮掉了。
政府不知不覺越來越高姿態的制度當中，對基層社會福利組織工作人員打擊最大的，是許多文書報告要求。幾乎所有第一線的社工都有這樣的抱怨，他們要面對的社會服務已經不堪負荷了，但政府要求的文書報告卻佔掉他們全部上班時間的4成。再加上政府所要求的這些文書報告，任何人一看就知道是充滿了防賊的不信任心態和政績作秀的準備，讓明眼的社工們更加挫折。
第四點的影響關於小孩照顧的不足。當社會結構資源不斷地減少，互相的信任也開始在磨損，於是每一個人都處在於過勞的狀況。社工不能單純的當一位社工，就像爸爸媽媽不能單純地當他們所想要成為的有成就感的爸爸媽媽。
寄養家庭增加速度的不足，另外一個原因是寄養兒少類型越來越多元。寄養的兒童同時有身心障礙的特殊類型，比例高達7成。當我們的社會裡弱勢的產婦越來越多，能夠健康誕生的小孩已經不容易了，出生以後嬰兒所需要的親情依戀更可能是在父母自己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而嚴重缺乏，而造成包括語言與情緒發展的影響。
不論如何，社會的改變往往都是總體的，在各個不同的層面同步一起發生的。從政府的組織文化不知不覺中的改變，中產階級角色的改變，社會福利團體經營方向的改變，一直到當今父母親扮演自己角色所需要的條件的改變，這些其實都是環環相扣的。這一切看起來是不同層面的事務，彼此之間其實是生態圈一般的相互聯結。
一次實務的思考，已經不再是單一因素可解決了；真正要解決問題，是要以整體系統的觀點來切入的。而且，問題沒有解決，一切的瓦解不是單一的瓦解，而是整個系統摧枯拉朽一般的瓦解。單一方向的努力，產生的效果往往有限。我們只有重新去面對現實，從這個系統來思考，建立起合作與信任的機制，才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如果社會福利團體也果真慢慢失去了原來的功能，台灣社會的瓦解也不遠了。
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兼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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