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離世當天,我看過最殘酷的留言是:「其實從他封筆開始,就已經等於死了。」作家之於讀者,這句話看似無情最有情,如果不是把他的作品視為生活日常,怎麼會沒有新作,就如同這個人已經沒了呢?我所感觸的卻是,遠在這些人物告別之前,孕育他們作品的年代早已遠去了。
由鄒文懷嘉禾電影催生的正港香港經典電影,早已在嘉禾賣盤給陸資公司變成以發行為主業之前,已經開始萎縮,觸發點跟台灣電影一樣,為了更大市場的誘惑,非「合拍片」生存艱難,人才紛紛北上以及西進。
純本土情懷作品變成稀有保育產物,這半新不舊的時代來臨,如果唏噓無用,那只剩下一個比較天真的疑問:「對港產片來說,大陸市場沒開放前,純為香港市場而製作的電影不是生存得好好的?港產片最輝煌時,題材除了警察也可以有壞人之外,最主要是具有無法取代的地方色彩,不自以為能迎合什麼全華人口味,一樣而且因為這樣才會在華人市場有清晰的定位。
合拍片除了有豐厚資金、更廣大的市場,本來也可以是很好的文化交流,但所受種種限制之多之離奇之無常之政治化,眾所周知,說多了又會落了個逢中必反的罪名。問題是,13億市場的磁吸效應發揮之前,電影界就生存不下去、抑或是胃口越餵越大,以致回不去了?
至於金庸,在70年代初就已經沒再寫武俠小說,我會說,即使金庸先生依然在世,並且心力體力魄力如常,活躍的靈魂心志沒困在無奈的軀體內,重新開筆也將會是過去金庸武俠的告別式,一個時代孕育出一種無法取代的作品,這是又一明證。
原因暫時想到兩點。第一,金庸武俠小說不止於武俠,家國情懷、對當時中國國情的種種影射諷刺,幾乎只此一家。如果金庸生於今日香港,我會假設《笑傲江湖》、《天龍八部》、《鹿鼎記》裏許多角色性格有可能會寫的含蓄點,神龍教的口號不會那麼接近文革式口號,日月神教的權力結構、鬥爭模式不會是共產黨的超強山寨版。
香港寫作自由有那麼糟了?是,也不是。若說小說部分,即使有牽涉╱影射╱冒犯到強而敏感的情節,也學會了在大陸生存的作者,打擦邊球,隱晦隱晦再隱晦,需要裝出作者無心,讀者有意,或許才會在大型零售書店出售。
此外,其實代有人才出的武俠小說,新進作家對國情不是反感就是無感,大多往玄幻科幻或者推理方向發展。沒有錯,一提到香港以北發生的事,連看到的都想逃避,武俠世界原為遠離現實的桃花源,江湖雖離不開鬥爭,職場情場也是有廣義政治存在,不過,用武俠江湖諷刺強國國情的時代,也「被告別」很久了。
第二,金庸其實有兩支健筆,一是每天在他創辦的《明報》寫社論,從左派報章出身的他,多有批評當年中共所作所為,可以說,社論是直接評論,武俠小說則通過塑造人物來說話,綜合起來,主題與價值觀就是:反權威、對當權者永遠抱持懷疑的態度。金庸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由中共口中的「豺狼庸」而變成草擬《香港基本法》(牽涉到回歸後民主選舉法)的核心人物?就是由鄧小平說自己每天看《明報》社評以及自己也是金粉,之後邀金庸上京進行「二人論壇」開始。
之後,金庸無論在社論或基本法委員會發言,也開始變調,民主選舉再不是他那杯茶,更推出一個讓北京接受而影響至今日香港民主發展窒礙的超保守方案,當年港人反彈甚巨,甚至鬧出火燒《明報》事件。所以,用膝蓋也可以想像,金庸還會有東方不敗這個影射毛澤東的角色呢?
我不會隨便說金庸投共,民主本來就不指望從專權乞求,循序漸進一步步來要走100年才到目的地,也是一種礙於形勢的務實作法。唉,雖然我不會「因人廢作品」,這跟金庸有關的時代告別曲,若需要一句結語,我會引用香港政評家李怡先生一句話:「政治醬缸不是給書生們混的。」
作家、作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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