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論：吹哨者法案立法 考驗改革魄力

簡單說，以金融弊案為例，金融是特許行業，我國金融管制法規雖密密麻麻，多如牛毛，上頭還有獨立監管的金管會，卻無能嚇阻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金融弊案。為何企業有恃無恐？因為價格系統的緣故！企業高層從事不法獲利活動（如金融超貸弊案），經濟風險是由兩個因素決定：不法弊案被揭露的機率（A因素），乘以實際制裁輕重的風險（B因素）。一旦弊案被揭露的機率太低，甚或趨近於零，制裁如何就無足輕重了。
那為何揭露機率太低呢？兩個因素：一是現代社會的運作太過複雜、專業，通常只有組織內部人士才知弊端所在；以永豐金吹哨者為例，王幗英及張晉源都是金控內部的高層專業人士，也才能一針見血指出營運弊端所在。二是內部專業人士縱使不同流合污（這已經很難了），也要受制於人，天人交戰之後，通常是遷就於「人性」而選擇緘默，以免賠了夫人又折兵，既被冠上「抓耙子」的污名，又要自己捲鋪蓋走路，甚而要面對違反保密義務的後續民、刑事洩密訴訟之訟累。
人非聖賢，試問誰要為了公益而事前付出這種代價呢？是以，往往直到弊案爆發或重大事故發生後才有人出面揭弊，如普悠瑪車禍案的台鐵積弊，儘管事後爆料者如雨後春筍，但已經無法挽回18條寶貴的生命。
「吹哨者保護法」是「提高弊案揭露機率」（A因素）的法案，一方面，從吹哨者角度言，就是排除其揭弊代價以鼓勵吹哨的制度，因此以保障其免於受報復的工作權，及免除其洩密的民、刑事責任為核心。另一方面，從被吹哨的企業主管而言，法案目的就是「大幅提高其掩飾弊案的代價」，進而嚇阻其從事不法及報復行為，白話版就是從價格系統著手而讓不法業主終日惶惶不安。
道理何在？因為在法案保護傘之下，除非企業主管有把握收買「所有」知情的員工（這談何容易呢？），否則只要有漏網之魚，就隨時可能有人出面揭發弊案而受法律保護，並將違法者繩之以法。如此一來，整個弊案的「共犯結構」就被破壞殆盡，即使企業主也難一手遮天，在經濟理性的驅使下，最好的選擇就是守法一途。
由此可知，「吹哨者保護法」同時也是政府及企業最好的反貪腐劑，對於高度隱密（如貪污）及特殊專業（如金融、財經）的犯罪，尤見其效果。正因如此，繼英、美之後，紐、澳、日等國及歐盟立法，都前仆後繼制訂相關法案。
此次廉政署提出的專法，從馬政府時期就研議迄今，相較於先前草案，已有諸多長足的進步，尤其是在「提高弊案揭露機率」（A因素）方面，值得肯定。然而，在實際制裁效果（B因素）方面，卻有「重舉輕放」之憾。

雖在草案研議過程，已有不少有識之士強烈呼籲要加重執意報復者的責任，以儆效尤，但定稿草案並未採取較嚴厲的刑罰制裁，而僅選擇行政罰鍰及民事賠償手段。更甚者，罰鍰最高數額一律訂為500萬元以下，而不以企業營業額比例作為裁罰基準，這對於總資產動輒上兆元的上市金控而言，恐怕是雷大雨小，九牛一毛，不但踩不到痛處，也可輕易轉嫁給投資大眾。
總言之，推動法案改革，應劍及履及。蔡政府雖在地方選舉挫敗，但中央仍是全面執政，務必記取首鼠兩端的慘痛教訓，展現改革魄力才能贏回民心。期待此次法案報行政院審查後，別再「狼來了」，給我們一個馬政府說到沒做到的吹哨者法案，讓公益的小蝦米也可以撼動貪腐的大鯨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