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民主先進的德國、法國均已經依據其國情需求，完成對網路平台內容規範的相關立法。法國今年11月才完成立法，主要針對選舉期間（投票日前90天），政黨或候選人得向法院聲請禁制令，平台須在48小時內決定是否刪除；社群媒體平台須公開受贊助之內容（sponsored content）背後的出資者。德國更因為其納粹為禍的歷史傷痕，在2017年6月就通過《社交網路強制法》（Network Enforcement Law），要求大型社群網站必須在限期內移除明顯違反德國《刑法》的仇恨性、危害公共秩序的言論。
而臉書與Google的母國美國，更是在2016年就已經制定《反制外國宣傳與假新聞法案》，以國家整體安全防衛的高度，兩年撥款1.6億美元，成立跨部會「全球作戰中心」，由國務院召集國防部、國際開發署（USAID）、廣播理事會（BBG）及各情報機關組成。旨在讓美國及其盟國反制來自俄羅斯及中國等外國政府的政治宣傳、虛假資訊。而在各國紛紛立法，或施壓的同時，網路平台也開始針對各該國建立內容審議，或與各該國民間組織合作推動反制虛假訊息的計劃。
由於「網路長城」屏蔽，跨國網路平台一直進不了中國，台灣因此成為其華文內容最大生產與消費市場，自然也是其豐厚利潤所在。但相較於香港與新加坡，網路平台在台灣的投資與人員聘僱相對少。如今，因為台灣考慮在「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中，加進對網路平台課責的條款而主動聯合來信，似乎也顯示，廣大的台灣網路平台使用者們，應該更積極的思考如何讓這些跨國平台，為台灣消費者提供更適切的服務。
AIC在給賴院長的信中表示，行政院在今年11月送立法院的版本是符合「馬尼拉原則」的，但行政院在近日的發言中提到，將會在該法中對網路平台課以若干責任，與原版本精神不符，因此要求行政院應將原版本抽回，未來在與包括業者在內的各界進行討論協商後再提新版本。簡單的說，平台業者所欣賞的，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所提出的原政院版，除了幾個宣示性條文，不但沒有列明主管機關，也沒有對網路平台進行任何課責，有立法等於沒立法，虛晃一招，業者自然歡迎。
對於業者的主動溝通，台灣社會當然歡迎，不過是否必須撤回法案重啟行政院方面的程序，在立法技術上其實未必需要如此，因為在立法過程中，個別立委都可針對政院版提出修正。至於在立法品質上會不會出現業者所擔心的，無法掌握德、法等國強調程序正當性、以不危害言論自由前提為立法要旨的精髓，台灣政府與民間的法學專業者與百家爭鳴的媒體自會嚴厲審視監督。平台業者必須正視其責任，開始與台灣官民對話，才是立足台灣市場，持續獲利的正確策略選擇。
媒體改造學社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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