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社維法》新草案的問題就在這，新草案中的「公共秩序」一詞把所有的公共秩序形式納入，但是實際上各種「秩序維護」需要不同的專業，而不論是《證券交易法》、《傳染病防治法》、《氣象法》、《災害防救法》，或其他更多公法架構下所欲維護的秩序，都不可能僅以警察機關既有能力與法律授權判斷。
這種各類型的訊息造成秩序危害，應該先由各機關釐清訊息的真假、是否偏頗，然後先行釐清與宣導，而在之後仍然出現謠言，才考慮由警察機關介入，不然第一時間警察機關就直接介入，既未處理謠言，警察機關本身也難以判斷，最後這樣的做法根本無法解決問題，只換來警察國家的罵名。
反而在舊法的妨害安寧還更加明確，在實務上已經明確化至日常生活、人身安全之討論，限縮在恐嚇公眾與煽惑犯罪的延伸之內，但是新法不僅以「公共秩序」一詞過度擴張，後半條文又訴諸主觀的「恐慌與畏懼」，新草案實際上只是更加不明確。
到目前為止的修法爭議，明眼人都知道這樣的修法是針對假訊息影響政府的政治信用的政策。這確實是一個應該被處理的問題，可若要訴諸《社維法》，即使不論《社維法》「違警罰法」的前身，《社維法》存在的目的，最終應限縮於警察職權對「實害」或「實害風險」的執法，是對於各種類施政「最後補充」。
既然知道是這樣的架構，執政者就應該要清楚，不能濫用《社維法》的模糊性，甚至擴張，警察人員的工作應該要回歸到「處理實害」。各類訊息管理的問題，如果都要這樣給警察處理，那我國何必設立複雜而精細的行政系統？在《社維法》預設的執法單位（地方警察分局），也根本無法應付這種常是全國性而有組織性的資訊清洗作為，即使退萬步同意這個修法，實際上也難以有效執法。
謠言最終是止於智者，而非止於處罰。執政者應正面面對問題，要求各機關積極進行謠言澄清，並傳遞正確的訊息，這才是正道。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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