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上仍有不少新興國家,在經歷通往自由民主的轉型時,卻在過程中迷失與失落,其後果既是物質的,也是道德的。
巴西須為貧民區的窮人尋求正義;緬甸須找到為自己重返國際社會的正義;波士尼亞須為「種族清洗」仇恨的各族群尋求和解正義;南非則需要建立一個公民的政治共同體,以終結那些非正式聚落的可怕貧困。巴西、緬甸和南非對抗執政的一方之所以能夠成功,是由於他們運用了道德這一武器。他們剝奪了現行掌權者的正當性,削弱了權力階層統治國家的道德權威。
然而,波士尼亞的3個族群依舊走不出民族互鬥和菁英腐敗的零和政治;巴西即使工人黨執政10多年後,千百萬的窮人仍被排除在經濟發展之外;緬甸的全國民主聯盟必須在翁山蘇姬的領導下,找出135個不同民族和宗教攜手並進的祕方。南非的病理在於自由民主政體能否脫離寡頭鐵律,亦即掌權菁英的貪腐機制;同時,那些權力菁英非常藐視非洲民族議會的道德權威,給未來蒙上不祥的色彩。
由這些轉型沒正義的例子可知,台灣必須學到的一課是:轉型絕非救贖,絕不可以誤認轉型是善良戰勝邪惡的救贖故事。曼德拉非常明白,在政治中沒有救贖,只有權力鬥爭,而其中的最佳指望,是經由體制協議回報自治與責任的德行,從而達成均勢。
轉型正義若導致菁英腐敗、沒有道德任務,轉型正義僅僅是假大空。轉型正義須強調運用有限政府、抗衡力量、憲法權利、受法律規範的市場、相信公共真理,並由此衍生出道德推論:沒有任何人能壟斷真理,政治的目的是為了庇護和保障自由辯論的條件,然後再推論出:自由公民共同體沒有敵人,只有對手,反對是對任何集體真理成功探索的必要前提。
總之,權力腐蝕權力者,救贖故事帶來了國家可以逃脫這一鐵律的錯覺,正如救贖也帶來了國家可能逃脫對自身歷史的幻想。民進黨切莫以為轉型正義會給台灣帶來救贖及和解,應該是啟發政治信任與希望以及正派的政治。自由社會的全部重點就在建立法律和機制,以實現平凡的美德,而非救贖與自戀、自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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