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綱殺人，比較容易理解，然而何以一直到今天漢人都還琅琅上口、奉為做人最高境界的「仁、義、禮、智、信」也成了殺人工具呢？這是因為在三綱的尊卑貴賤文化下，高大上的「五常」，往往成為體制內尊貴者用來遮掩自己醜行、欺凌卑賤者的假面具。若讀中國歷史，哪一場征伐的檄文、哪一次宮廷權鬥、哪一次民間家族倫理悲劇，不是假著「仁義禮智信」發生的？
中國是個家長型專制社會，至今猶然，禮教殺人不足為奇。以上說了這麼多，無非為了帶出一個大哉問：2018年的台灣，這個喊了20年「去中國化」的地方、這個已經有了20年一人一票的國家，真的洗淨了「禮教殺人」的詛咒嗎？如果還沒洗淨，又表現在哪些社會現象上呢？為什麼洗不乾淨呢？
今日的台灣是個自由型社會，純粹的禮教殺人固然不至於，但由於社會風氣的放任輕佻，竟然養出了一個漢字使用圈中的變種——輿論殺人。講白了，就是長期作為殖民地後，潛意識內代代相傳的冤仇，以無限上綱、接近無底線的幽暗，通過舊媒體、新媒體的高速擴散，瞬間形成一種不問事實、不顧邏輯、只顧情緒、只問立場、株連株心的輿論壓力，各方講究的是一箭穿心、一招斃命。再提醒一句：請問，近年來發生在台灣的輿論殺人現象，哪一次哪一方用的不是「仁義禮智信」的大道理？
在台灣，輿論殺人不止於政治場域，也已蔓延到社會生活場域。出現政治事件當然最能招惹輿論殺人，沒有政治事件，即使是社會事件、商業糾紛事件、私人的道德事件，也都能成為輿論殺人的遊戲場。
台灣的外患內憂已經接近臨界點。國際處境不只艱難，而且面臨劇變；內部的憲體缺陷、體制自肥、法治難行，正是急需理性的轉折時刻，即使全體台灣人的智商和精力都集中於解決問題，都不見得來得及自我救贖，何況一大部分人把智商和精力花在如何通過輿論鬥爭以殺人呢？
台灣面前的生死關口，不在缺人才，也不在缺財，而在於缺基本教養、缺通識、缺最起碼的輿論理性。這是個文化問題。
中國清末民初的禮教殺人、今日的專制殺人，與台灣的自由民主下的輿論殺人，其間究竟有多少人類文化學、社會文化學下的脈絡牽連，這個問題留待專家學者去解答。但不管相關係數多大多小，我建議每一個看到這篇文章的人，尤其是年輕人，都能在這一個層面上覺醒起來「去中國化」，這比其他層面的去中國化，重要多了。
戰略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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