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台灣對除垢這回事，存有奇怪的誤解，「人事清理」的意涵，本身就有待清理。除垢常被當成報復或究責，這自是誤解。除垢之所以不是報復，因為它是實現轉型正義的手段，而正義與報復不能混為一談。
除垢跟究責為何難以畫上等號，就不是那麼容易解釋。首創除垢法的捷克，禁止共產黨統治時期的特定人員擔任或參選公職，範圍包括：秘密警察跟他們的線民、還有一定層級以上的共黨黨工。按規定，光是曾經有過這些身分，就可以叫你走路，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做過什麼傷天害理的勾當。在這種「只看身分、不問素行」的模式底下，除垢與究責自是無關。學者指出，捷克除垢法的目的，是要實現「最小限度的正義」，之所以是「最小限度」，正因為它並未追究責任，僅僅是要維護民主轉型的成果。
與此相對，「看身分、也問素行」的模式，也有前例。例如，兩德統一後，就將前東德司法官暫予停職，經審查後，再決定應留任或免職──不要再相信「前東德法官全部解僱重新招聘」的都市傳說了！審查不過者才要免職，通過審查者是可以留任的！在這種模式底下，除垢跟究責自有重疊之處。
可見，除垢跟究責，可以分開，也可以併行。哪種模式適合台灣呢？既然除垢常與報復經常糾纏不清，併行模式自是為人所喜，畢竟，究責與報復，更是關係密切、水乳交融。或許並非巧合的是，據報載，這正是促轉會構想中的除垢法。
筆者獲邀撰文，就得當一隻稱職的烏鴉，因此必須指出，這種模式，反而無法重建人民對公權力的信任。因為，在這種模式底下，對於曾在威權時期擔任黨公職的人，如果查不到他的罪證，就不能叫他走路；但人民的不信任與猜忌，並不會跟著洗清。
就拿筆者任職的司法機關來說吧！在涉及政治人物的案件裡，「法院是XX黨開的」之類援引威權原罪的地圖砲，固然時有所聞，卻很少有人真的能夠指出，這個引發民怨的法官或檢察官，在威權時期曾經冤過什麼人、枉過什麼法。
如果人民的不信任，並非源於特定公職人員的黑歷史，而是來自對威權統治的負面印象；如果人民在乎的不是具體特定的罪行，而是威權統治殘存的陰影與猜忌，促轉會為什麼偏偏要從追究個人責任著手？
必須立刻澄清的是，將除垢與究責脫鉤，並不是放棄或拒絕究責。無論是否制定除垢法，還原真相、追究責任，是轉型正義的基本任務；而不跟究責併行的除垢，也還有其他問題要解決：在什麼時期、曾經擔任什麼職位者，應當列為除垢的對象？要禁止這些人擔任一切公職，或僅禁止擔任部分公職？必須永久禁止，還是暫時禁止即可？回答這些問題時，效益跟公平的拉扯，甚至是除垢法的合憲性問題，必然會在我們耳邊喋喋不休。正義，向來就是如此艱難。
筆者的立場，在本文開頭就已經表明：不反對除垢，問題在於怎麼做。其實，轉型正義本來就沒有標準做法，該朝哪一條路走多遠，從來都是人民的集體意志決定的。就讓這次的失言風波成為警鈴，召喚我們共同正視轉型正義的嚴肅課題。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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