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楊力州以《奇蹟的夏天》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2011年入圍金馬獎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拍了20多年紀錄片，累積作品超過20部；在美國好萊塢掛帥的台灣電影市場，楊力州卻有7部以本土作為題材的紀錄片順利上了院線。然而過往太順遂，楊力州的作品從未像此次的《紅盒子》如此一波三折，這部敘述台灣傳統布袋戲大師李天祿長子陳錫煌故事的紀錄片，除了拍攝期長達10年，去年信誓旦旦公開宣布要在今年初上映，竟然拖延了將近半年。
從《青春啦啦隊》、《被遺忘的時光》到《拔一條河》，就連喜愛楊力州作品的粉絲都直言：「楊力州的紀錄片都是同一款套路。老是以催淚、溫情、熱血或勵志作為賣點。」前年，楊力州執導的《我們的那時此刻》一上映，非但票房不如預期，更有影評人在臉書狠批該作品有夠矯情。
「如果你願意欣賞，當然很好，不喜歡的話，也沒關係。」楊力州抖動嘴巴，表情正經地說。
第一次見到楊力州，他戴著一副木框眼鏡、穿了件破牛仔褲、深藍色短領襯衫跟灰色慢跑鞋；柔順的黑髮多了幾根白；肩上的復古款式背包側邊，還裝著一瓶可口可樂。隔兩天再度見面，他那一身服裝、球鞋完全沒變，就連那瓶不知道是未喝完、還是剛買的可樂所放的位置，都在背包的同一邊。你衣服都不洗不換嗎？「這款我買好多件，吼，我超不喜歡每天出門還要想半天到底要穿什麼衣服！」楊力州瞇著眼，笑了起來。
50歲的楊力州說話溫慢，即便我偶爾提問較尖銳的問題，他總是氣定神閒，「我當然會在意別人的批評和指教，只是紀錄片多少帶有藝術創作，『楊力州就是楊力州』，我的作品一定會有我想表達的意念。」
就讀輔大應用美術系的頭一年，因為參加繪畫比賽贏得8萬元獎金，楊力州「不知為何」的拿了這筆錢買了一台攝影機；「不知為何」拍了生平第一支影片；畢業後，教了2年書，他便放棄教職，又「不知為何」的跑去台南念音像紀錄研究所；一連串的「不知為何」，劃出楊力州人生的叉路。在同儕都已畢業、進職場、組家庭時，他卻走上社會化的另一個極端，一腳栽進紀錄片的世界。「很多記者問過我，但我至今仍然不知道為什麼，甚至我當初都不知道研究所念的會是紀錄片，我以為是學拍電影，最後才知道搞錯了。」
出生於彰化溪湖農村的楊力州是家中長子，父親楊敏郎為了給小孩有更好的成長環境，毅然決然帶著一家4口北上，先在鐵工廠工作，後來在板橋當畫師謀生，晚年移居石碇專職創作。
正午，我們來到楊力州位於石碇山區的老家，山上比盆地離太陽更近，才走沒兩步路，我已面紅耳赤宛如宮保雞丁。「我跟我弟都搬到市區住了，現在只有爸媽住這裡。」楊力州靦腆地笑了，肩膀跟著微微擺晃。簡陋矮房蓋在斜坡上，斑駁泥牆顯得灰樸，楊敏郎蹲坐在屋前電焊，即便手上那片銅鐵仍未完成，卻已能見到藝術品的雛型。
楊敏郎見我到訪，笑得有點羞澀，76歲的他背縮得更弓駝。「大概從3歲、4歲，我爸開始教我用炭筆素描，畫人物肖像，我高二開始幫聯合副刊畫插畫。我爸很鼓勵我畫畫，因為他希望我能夠成為畫家，那是他最大的夢想。」楊力州與父親難得相見，僅僅只是簡單的一句噓寒問暖，父子倆再也沒有話語，「我跟我爸的關係就是非常簡單的互動，我們從來不會談心事。」
楊力州坦言，整個成長過程，他就是努力做一個讓父親、母親開心的乖小孩，「就跟多數家庭一樣，我沒有選擇，就是得成為父親期待的那個樣子。現在認真想，我之所以會去台南念研究所，或許是『逃亡』吧！我那個逃亡，純粹是因為這真的是我要的嗎？」少年的迷惘持續到25歲，當楊力州有機會拿起攝影機，他遲來的叛逆與對青春的質疑，才如洪水般傾洩。楊力州把這股怒氣，全放進當年的作品裡，「我想證明給我爸看，讓他知道我有能力追求我想要的」。
20多年來，楊力州沒有再畫過一張畫，「我可以在我高一、高二、高三到大一，不停地畫油畫、水彩、做雕塑」。
「但我覺得那個畫畫的楊力州始終不是楊力州。那個拿起攝影機的楊力州才是我期待的楊力州。」
「你想想看，我已經抗拒到這種地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楊力州細小的眼睛，不小心洩露出憤慨的心情。
若把在南藝的求學時間加入，楊力州有三分之一的人生都在拍紀錄片，作品產量算是驚人，大多觀眾也給予好評。唯獨有次專程邀請父母到戲院欣賞自己拍的紀錄片，父親卻看到睡著，「可能共鳴度太低了，我一轉頭，剛好看到他在度咕（打瞌睡）。」問他是哪一部片？楊力州搔搔頭，拒絕回答。
或許擔心我繼續追問，楊力州話鋒一轉，自問自答了起來，「你知道最難的都不是拍片，最難的是當你拍完一部紀錄片之後，你怎麼跟你的被攝者說再見。我是那個做得很糟的人。我沒有辦法像我很多拍紀錄片的朋友，完成這部紀錄片之後就跟這個議題說再見。所以20多年來，每一個故事都成為我肩膀上的重量，大石頭、小石頭堆疊著。」承載那麼多人的人生，肯定不是件愉快的事，楊力州說他有陣子，得靠抗憂鬱藥物和心理諮商才能過活。
接受訪談的這幾天，楊力州正在擔任金鐘獎評委，我順勢問他離上次得金馬獎，已經是12年前，會想再得獎嗎？楊力州說得好乾脆，「不管你信不信，我其實一點也不在乎，反倒紀錄片上了院線，賣座或冷場，才是真正的考驗，既然上院線，沒有導演不在乎票房的，更何況投入的資源、資金那麼多。」楊力州神情肅穆地說。如同許多紀錄片導演，楊力州同樣必須靠拍廣告、接演講來養紀錄片。拍紀錄片就像跟時間、金錢競賽，心急卻容不得一步踏錯。
周末，楊力州應邀出席一場演講，一上台，他便對台下100名學員說：「拍廣告很簡單，廣告都是假的……」，學員哄堂大笑，然而在群眾面前總愛耍幽默的楊力州私下告訴我，他是一個覺得這個世界一點都不美好的人。「所以，我希望我的影片可以帶給每一個正在悲傷的人，不管你碰到什麼樣的事情，你都還是告訴自己有一點點機會的。」不只是紀錄片，就連拍廣告，楊力州都不忘注入人性的溫潤溫情。如同他明明有「三高」，每天還是得喝一瓶可口可樂，問他為什麼？他照樣回答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生命的歡歌總是與悲啼同在。
這天，我們約在萬華的剝皮寮訪談，等攝影機就緒，我問楊力州，這部紀錄片到底為什麼要拍10年？「《紅盒子》的英文片名取作father，其實故事隱藏的張力是李天祿和陳錫煌這對父子關係。而我一直在等的，就是我希望陳錫煌在鏡頭前，能談他父親李天祿，那怕只有一句話。」楊力州這一等便等了10年，「你不覺得台灣家庭裡的父子關係很微妙、複雜。我在陳錫煌身上彷彿看到自己，做兒子的不管有沒有依循、遵從父親的期待，父子關係到後來都存在某一種幽微的對立，父子像是競爭對手。我爸以前會以我為傲，可是當我決定放棄繪畫去拍紀錄片的時候，我知道他心中的遺憾一直存在。」
西門町的試片室坐著各媒體的藝文線記者、作家小野、影評等，《紅盒子》一播完，楊力州便急切地跑到螢幕前，先是客套的介紹幾位來賓，接著說：「以前每一部作品我都會告訴觀眾，這世界還不錯啦，大家再撐一下。可是這部紀錄片，我只想跟命運說，『算了，這次你贏了。』老實講，我不覺得傳統布袋戲還有希望，它最終應該會被收藏在博物館的玻璃櫃，供大家瞻仰，因此這部《紅盒子》是對傳統布袋戲的告別。嗯，對，我要用最華麗的方式，跟布袋戲說再見。」
從30歲拍到50歲，20年過去了，眼前這位不知道如何向他人道別的紀錄片導演，這次終於學會了說再見。
最後一次訪談結束時，楊力州冷不防地問我：「上回你提到你朋友覺得我拍的片都是同一個套路，他後來看完《紅盒子》的試片，感覺怎麼樣？」他像是鼓起很大的勇氣，卻問得有些遲疑，「他說這次影片的氛圍，讓他非常意外。」聽了我的轉述，楊力州這才鬆了一口氣。我才知道，原來他那麼在意。
學歷：台南藝術學院（現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
家庭：已婚，育有1女1子
獲獎作品：
．《畢業紀念冊》獲1998年台北電影獎非商業影片台北特別獎
．《我愛080》獲1999年山形國際紀錄片雙年展亞洲電影促進協會特別推薦獎
．《奇蹟的夏天》（與張榮吉共同執導）獲2006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現任《壹週刊》人物組記者，曾任職《蘋果》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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