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指出，李姓通譯員將女移工指控80歲僱主所言之「阿公摸我胸部」譯作「阿公抓我的手摸他胸部」，並在警方詢問移工是否需要「免費法扶律師」時，替女移工說出「不用！我幫你翻譯就可以」這種離譜言論。首先，若報導屬實，該名通譯員確實涉及了《性騷擾防治法》的相關刑責，自不在話下；但除了行為失當之外，其在「通譯」偵訊過程中之行為更具嚴重爭議。
試問這樣一位「翻譯」不精確，且完全不尊重「司法」的行為人，為何可以出現在警局的「司法通譯」名單中？」
我國隨著「婚姻移民」與「國際移工」政策開放，東南亞裔人士也開始因訴訟，出現在各級司法、警政單位；司法單位為了因應實際發生的口譯需求，近年起大多開始進行一些「短期」、「兩三年一次」的法庭口譯培訓與檢核，並建置「特約通譯人才資料庫」做為通譯資源不足的解套方案。
我們姑且假設這種建置於體制邊緣，並且在培訓、檢核程序都極度從簡的「特約司法通譯」尚能維持其基本專業性，但這樣是否就立即補足司法通譯的缺漏？答案是否定的。法務部及司法院是在被監察院分別提出至少3件調查及糾正報告後，才漸漸在實務上重視「特約通譯」制度。但這樣的重視僅限於法院和檢察署，第一線接觸移民的移民署及警政單位，並未同步提升通譯品質，也因此，這位離譜的通譯員，仍然成為人選之一。
筆者認為，本案問題的源頭即來自於執法者的「心態」。在司法實務上，常發現執法人員有意或無意地忽略當事人的通譯需求──不是片面認定僅可勉強使用中文進行日常對話者能夠逕行製作筆錄，就是武斷地認為擁有雙語能力者當然具備司法通譯的技能。這簡直是視通譯專業於無物！
司法上的通譯制度，不應只是為了「幫助執法人員辦案」而已，它更肩負著讓不諳官方語言的當事人在司法程序中，確保自己訴訟上應有權益的重要任務，並進而使司法的公正性得以確立。在本案中，不就發生了「警方明明告知可以請法扶律師」，但被通譯者惡意地片面拒絕，導致當事人錯失「法扶陪偵」的重要權利嗎？
筆者必須沉重指出：司法體系至今仍無法體認到「通譯」之存在並不只是要讓程序更方便進行，更重要的是，司法通譯制度未改善前，不僅原有通譯體系淪為擺設，導致當事人的訴訟權益無法獲得保障，連帶司法體系的公信力都將受到嚴重質疑！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教育推廣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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